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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明三 山西乡宁报道
2日22日，山西省乡宁县管头镇，当清晨的阳光打在教学大楼蓝色的玻璃尖顶上时，石窑中心学校又照例迎来了孩子们的欢笑声。
“我很喜欢新学校，在新教室里上课非常舒服。”五年级学生李晓婷带着一脸灿烂
，回到座位上。
李今年12岁，去年这个时候，她还坐在墙体开裂的教室里。搬进这座刚刚落成的新学校以后，李晓婷惊喜地发现，每周增加了一节电脑课。“老师教我们基本的计算机操作和打字。”李晓婷现在已经学会用五笔打字了，这让她非常兴奋。
石窑中心学校是乡宁县最好的小学，用校长高锦秀的话说，“硬件设施与城里学校相比，一点也不差”。学校总耗资500多万，塑胶跑道、计算机机房、远程教育、电脑监控等教学设备一应俱全，而且适龄儿童全部免费入学。
这一切，都得益于乡宁县倡导的“一矿一业一事”活动。
“编外财政”
“一矿一业一事”是乡宁独创的一个新事物。乡宁县位于山西吕梁山脉最南端，西距临汾约100公里。全县共有100多座煤矿，年产煤1000多万吨，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
该活动的发起源于2002年起的这一波煤炭行情，给当地造就了100多名坐拥上亿资产的煤老板。目前，他们的年收入超过了全县23万人的总收入。
2004年春，在山西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迅速崛起、当地贫富差距急剧拉开的时候，乡宁县委县政府联合发文，要求县内每一座合法煤矿企业兴办或联办一项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以及一项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社会公益事业。为推行这项活动，县政府专门成立了“一矿一业一事”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国家说：“两年下来，这100多个煤矿在公益事业上投入了6.5亿(2004年2.7亿，2005年3.8亿)元，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而乡宁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5亿元。”
他说，这些钱全部用于解决当地急需解决而政府财政又无力解决的实际问题。全县已建和在建的131个“一矿一业一事”活动项目，绝大部分集中在乡村道路、学校、产业结构调整和小城镇建设方面，其中如饮水工程、有线电视电话村村通工程、移民新村工程，都直接惠及当地百姓。
“煤老板出这个钱合情合理。”石窑村村委会主任常天保用“二次利润调整”来解释“一矿一业一事”活动。该村每年可以支配的收入只有40万元，全部来自石窑和刘庄煤矿上缴的利润。他说，“这是在煤炭行情不好时订的合同。在产权明晰过程中，村里仍按原合同执行；现在煤价上涨，煤矿拿出部分利润给村里办事，也在情理之中。”
“看得见的好处是家里两个孩子上学不用交钱了。”井上村村民李海龙说。李今年34岁，一家四口，他平时跑运输拉煤，一年有两三万元的收入。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扩建一新的井上中心校，从新学期起全部免费。此前，学校执行的是一费制，两个孩子每人每年得交88元。
“我们的农村小学几乎全部得到了改善。”贺国家说，在煤矿老板的支持下，乡宁县重建或扩修了上百个学校，石窑和井上学校是其中之一。
石窑中心学校的重建费用大部分来自石窑村辖区内的石窑煤矿和刘庄煤矿。“我出了100多万元，”刘庄煤矿老板常耀军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这笔钱他直接交给建筑队，并监督他们全部用于学校建设。
而焦袁平和他的石窑煤矿，则出了三次钱：作为煤老板，他出资100万；作为村支书，他捐款5000元；作为村民，他又捐了1000元。
像石窑学校一样，管头镇的很多公益项目都是由政府出面、煤矿出钱来完成的。去年，镇政府集中22家煤矿的“一业”资金共3500万元，以股份制形式投建肉制品加工厂。目前，这项工程的主体已经竣工，正在安装设备，投产以后将作为龙头企业带动当地畜牧业发展。
除了与政府合作，很多煤矿还有一批自选项目。管头镇的七一煤矿去年就投资3000万建了一座大酒店。老板刘耀师对记者说，这个项目尚未完工，今年他没有别的安排，全力以赴把酒店做好，这样可以解决一批就业问题。
乡宁县永昌源集团总资产约有5亿元，是全县数得上的大企业之一。董事长张文泉目前正负责县城供气供热工程，这是他公益活动的一部分。他说，企业参与公益活动有两种途径，一是自选项目，政府审批后交企业去办；企业没有项目时，就出钱赞助政府的项目。
逼富济贫还是阳光事业？
煤老板赚钱以后做一些公益事业，回报社会，在山西各地都能见到。但多数是企业的自发行为，由政府出面倡导并组织实施，乡宁算是首开先河。
就在贺国家紧锣密鼓地筹备在3月份召开“一矿一业一事”活动会议、部署今年的活动安排时，他们的做法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有人认为，乡宁这样做是“逼富济贫”，缺乏政策依据。
“我负责这项工作两年了，今年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贺对外界的评论多少感到有点委屈，“推广这个活动，我们自始至终就没有动用强制措施，没有哪一个矿因为不参与活动而受到行政制裁，怎么能说是逼呢？”
张文泉也是头一次听到“逼富济贫”之说。“这几年做了多少公益事业，我也说不清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县里虽然有要求，但活动主要还是靠自愿，不存在硬性摊派。
“逼富济贫？没有这回事，我们都很乐意出钱给乡亲们做点事。”常耀军说。刘庄煤矿是一个年产15万吨的小煤窑，两年来为“一矿一业一事”活动投入了近200万元。现在煤矿处于停产状态，常耀军正为复工的事在外面奔忙。“今年准备出多少钱，我还没顾上考虑，煤矿复工以后，我会根据生产情况很快做出决定。”
“政府引导，企业响应，老百姓受益，这样的好事还有人提意见，我不能理解。”贺国家认为，煤老板发的是资源财，而资源开采给当地带来水源枯竭、耕地塌陷、房屋倒塌、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灾害，受害的首先是老百姓。“煤矿赚了钱，给老百姓一点回报，又何尝不可？”
“很多人在本地挣钱，到外地投资，并且将家属和子女搬进了大城市，”当地村民陈建明说，“我们担心哪一天煤挖完了，他们拍拍屁股一走了之，问题全留给我们了。”
在当地，和煤老板的巨额财富同步增长的，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农民心理的失衡，这使乡宁的社会对立渐趋严重，嫉富、仇富情绪日益突出。贺国家介绍说，2002年以来，群众上访事件急剧增多，有集体闹事的，也有围攻基层政府的；而2004年活动推广以后，这类现象基本没有了。“如果不是这项活动，贫富矛盾或许会对社会安宁和基层政权稳定造成伤害。”
“社会上对山西煤老板的评价，总体上比较糟糕。我们用这种方式，将他们的财富引导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既解决了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也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管头镇镇长王建民认为，政府通过公益活动给煤老板创造回报社会的机会，也是在保护他们。
作为镇长，给煤老板做工作，说服他们掏钱是王建民的职责。他坦言，2004年刚开始推广时，有些煤老板心里确实不畅快。“我们反复宣传政策，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项很阳光的事业，现在他们互相攀比着做贡献。”王因此获得了“乡宁县一矿一业一事”活动的年度贡献奖，乡宁县十名贡献突出的煤老板也同时获得了每人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奖励。宣传、表彰和奖励，这就是乡宁在推动“一矿一业一事”活动中动用的行政手段，贺国家说：“除此之外，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行政措施。”
“这些想法是好的，但并不是每一件大家都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就该放手去做，而且都能做好。”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教授认为，乡宁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活动本身是件好事，但依据尚不够充分，需要作出适当的政策和法律安排。
建立长效机制
管头镇20多个煤老板，去年在“一矿一业一事”活动中的总投资超过了1亿元。他们给公益项目提供的财力支持，已经成为乡宁县基层财政的有力补充。
在王建民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一张效果图，画面中一座很具现代化气息的体育场，是管头镇拟建的文体中心，已经列入了镇政府今年要办的16件实事之一。22日，这个项目经县里批准立项，进入工程招标阶段。王希望工程赶在3月底开工，年内落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里举办乡宁县第二届农民运动会了。而600多万元的工程款，主要靠煤老板资助。
“这些事要是靠基层财政来解决，十几年都不见得能办成。”王建民对记者说。管头镇现有人口17000人，人均收入3600多元，每年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不到300万元。现在，他们从煤老板那里可以有保障地得到五六百万的财力支持。“这些钱都可以纳入财政预算，由镇政府统一规划使用。”
“企业出钱做公益事业是可以的，但纳入基层政府的财政预算不合适。”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董继斌认为，办学校、修马路、饮水工程，这些都是公共财政的职责范畴，交给企业去办是有问题的，如果下任务搞摊派就更不合适了。
而乡宁县也的确在给各乡镇下任务，管头镇去年煤炭总产量是180万吨，给了500多万元的任务。据知情人士透露，县里最初定的标准是30元/吨，但在实际操作中会根据市场行情、产品种类作调整，管头镇执行的标准是主焦煤20元/吨，动力煤8元/吨。煤老板将钱缴到乡财政，乡财政再汇集县财政，同时上报选定的项目，所需工程款即从中拨付。任务完成以后，乡财政从中还能得到3%的返还。
现在，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这笔资金很有可能成为基层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管头镇政府是乐意看到这一设想成为事实的。在20日的全镇三级干部大会上，党委书记王仁虎勾勒出全镇新农村建设蓝图。他给每个农村家庭提出“五有”目标：有一条稳定的收入渠道；有一幢宽敞的现代化住房；有一套时尚流行的家用器具；有一部便捷实用的交通工具；有一定数额的家庭积累。为实现这些目标，镇政府寄希望于两大载体(17个村委会和20多个煤矿老板)，他们采取领导包村责任制，要求村委会每年定项目，定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而费用则着落在煤老板身上。
乡宁县委县政府正在考虑制定长效机制，将“一矿一业一事”活动制度化、规范化。贺国家认为，在国家对于解决贫富分化的政策至今仍缺位的情况下，这是从乡宁实情出发、解决贫富差距最有效的办法。
不过，杨凤春认为，在缺乏上级政策和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周全，他建议乡宁可以召集党代会、民意代表等展开充分讨论，扩大政策基础，而不能由少数领导干部随便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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