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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进入地方发展目标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27日 11:06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2月27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 唐小可 陈芳 王立彬

  在最近陆续闭幕的各地“两会”上,“幸福指数”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话题。细读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的议案、提案,人们发现,各地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指标时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

  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认为,将公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终极标准,意味着“以人为本”正在真正成为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

  “老面孔”淡出 “新指标”醒目

  在各地相继通过的地方发展规划中,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面孔”正在逐渐退出政府的指标体系,被节能、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新指标取而代之。

  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时期单位GDP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目标,成为各地方规划的“共同选项”。一些省市还制定了降低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标。北京提出“十一五”期间水耗要降低20%,其中2006年降低5%。山西省提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耗水量年均下降8.3%,5年降低35%;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污染物排放总量年均下降10%,5年共降40%左右。

  “过去我们确定经济指标习惯做加法,想的、做的都是上项目、增加产值,而今我们也要学会做减法,就是要把能耗、水耗给降下来,这是‘十一五’规划的硬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如是说。

  一向发展速度较快的浙江,把未来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定在9%以上,相对于这个省“十五”期间年均12.8%的增势,似乎显得“保守”,然而这一对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运行方式的重新“定位”,则是建立在不再比拼经济增长速度,而要兼顾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指导思想之上的。

  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地,亦将“十一五”期间GDP增长速度纷纷调低。将循环经济、绿色GDP等指标纳入对地方成绩的考核之中。在经济逐渐步入快速增长期的中西部省份,各地规划中也透露出不“唯项目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信号,陕西省还提出要建立节能降耗统计发布制度。

  “幸福感”受关注 “满意度”成指标

  城市噪声问题,农村医疗卫生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房价高、上学难、看病贵,以及环保、治安等各类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最让百姓牵肠挂肚的,也是地方“两会”普遍关注的。“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就自然而然被引进了会议。

  西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把解决扩大城乡就业、健全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维护民主权利、注重公平公正、保障公共安全、提高健康水平、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着力点,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透露,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仅仅意味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浙江省省长承诺的今年十项政府项目中,从就业、社会保障到农村卫生医疗、乡村基础建设等,件件与农民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要解决政府绩效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考核干部无论用什么指标,都不如“群众是否高兴和满意”这个指标来得实在、有用。

  硬性指标”减少 “民生指标”突出

  在经济学家眼中,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各项硬性指标减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健全并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是一个重要转变,反映了以GDP为核心的增长方式已不再是“十一五”期间的主流方式。

  上海市的规划中共有5大类38项主要量化指标,这些指标被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大类。过去指标体系中最受重视的经济增长率,被归为预期性指标;而事关民生的指标则成为了约束性指标,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到2010年,将有98%的市民得到各类社会保障,10%的老人享受社会化养老服务,社会安全指数达到10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超过8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超过85%……在经济发展指标中,只有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率指标是约束性的。 “并不是所有指标都非完成不可。”上海市发改委有关人士解释说,预期性指标是争取达到,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约束性指标则是在预期性基础上强化政府意图的指标,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只有淡化经济增长指标,同时强化公共服务,突出政府责任指标,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自主创新是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各地规划中的另一项约束性指标,是“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确定科技进步贡献率,与中央强调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脉相承。

  北京市提出,要加大研发投入,力争2010年全市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地区出口比重达到38%;江苏、山东、上海等地不约而同地提出,“十一五”期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专家评价,这个比例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正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贡献率越高则增长方式越具有可持续性。

  “指标体系”变化 “发展观念”更新

  一些学者研究了从“一五”到“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变化,指出“指标”的变化的过程体现了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进程。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主要采用工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总量指标。从1985年起,中央在确定“七五”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开始用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计算。在“七五”计划确定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列。

  2001年制定的“十五”计划,“提法”又一变,国内生产总值(GDP)被用作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总量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都是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专家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是“领土”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生产要素”概念;国内生产总值是“生产”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收入”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等要素,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实力与财富,还可以反映其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圣明认为,经济发展指标从“工农业总产值”到“GDP”的变化,反映出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并重的新认识。而今年地方“两会”在发展指标上淡化GDP,重视“民生指标”,则反映了发展观念的深刻变化,把科学发展观一步步变为行动。 但是,他提醒说,在发展规划中,“民生指标”的提出和强调并不意味着取代或忽视GDP指标,道理很简单,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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