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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平
寄居蒙斯特小镇那四个星期，部门主管哈特太太天天忙，走路跟旋风似的，可一到周五下午就像换了个人，一定会记着体贴地催我早早下班，免得错过开往周边城市的末班列车。她和我的房东汉穆尔特医生心里都清楚，我对出版社所在的热闹市井不怎么上心，有空儿更愿到别处平静祥和的小镇去消磨时光。
“不过，哪天也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歌德故居吧。”想不起谁的好心交代，提醒我前一年秋末初抵他们的城市，在萨克森豪森街口的青年旅舍住了两个晚上，竟然忘掉专程过桥去河对面瞻仰仿佛近在咫尺的诗人旧家。我对那个神乎其神的地方并不陌生，记忆中《诗与真》的开篇恐怕永远不会模糊：“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时钟刚打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诞生。我生时的星辰的位置是吉利的：太阳处在处女座内，正升到天顶；木星和金星和善地凝视着太阳，水星也不忌尅，土星和火星保持不关心的态度，只有那时刚团圆的月，因为正交它的星时，冲犯力格外显得厉害。月亮因此耽误我的分娩，等到这个时辰过了，我才得以出生。”
不朽诗人在所有德意志人心中的位置无可取代。到了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不会有谁过莎士比亚其门不入；到了歌德的城市，去他童年的故园走走，自是合情合理。可一年前的沮丧遭遇，却又让我对文豪的诞生地兴趣寥寥——仿古再造的“故居”，不去参拜大约也没什么可内疚的。遗憾的是，规规矩矩守着传说中莎氏生母卧塌的红脸英格兰绅士的风趣直言，彻底打消了我单纯又奇妙的幻想：故居除去底楼一块地板说是旧物外，别的所有伊丽莎白时期主体建筑和古董家具，没几样是十六世纪的原物。它更像是一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凭着古书中的几张版画，给惟妙惟肖地仿造了出来。生意头脑丝毫不逊夏洛克的斯特拉福人，物化“无形遗产”的本事真真不可小觑——“此屋为我建，进门先拿七镑钱”。乖乖奉上买路的银子，换来几页纸片方才看出门道：考古家没谁会迷信真真假假的故居，这幢由两座房子组成的旧宅，其实是一五九四年火灾后的产物。戏剧家呱呱坠地的旧屋，在那年的熊熊烈焰中灰飞烟灭了。
歌德故居会不会也是仿造的？往坏处想人家的宝贝，总是觉着有些刻薄。随它去罢，索性坦然上路，轻松踏访一过。豪宅果然比莎翁旧家大方气派：高大宽敞的四层楼，年头说是已有二百来年；古色古香的家具和摆设，也号称是当年的真件——一张站着写作用的书桌，有人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就诞生在上面。贵胄豪门的无尽奢华，看在眼里心中并不激动，只是橱中杂陈的各式旧版《浮士德》，再度燃起了我对古籍收藏的嗜欲。还好，斯特拉福倒胃口的霉气总算没有再现。赶乘郊区地铁的返途中，心头暗自添出了庆幸。
晚餐开了一瓶红酒，笑谈佐餐的当然是我的见闻，汉穆尔特却笑得有点儿和往常不同。我开始起疑，担心看到的同他孩童时所见并不吻合。
“哈哈”，一边啜饮，一边听我讲述见闻的他笑了，笑声大得叫我直发窘。“你真是粗心哦，那儿难道没人告诉你，歌德家的老房子五十多年前在盟军轰炸中报销了吗？对了，对了！你听不懂德语……”
耐心的心理医生笑容里似乎透着无奈，他没有忘记调侃：就连歌德故居中看上去古得可靠的家具，原物也在好些年前给买遍世界的日本人打包收走，通通搬到他们的私人博物馆中去了。听明白了，好像兜头又给泼了一盆冷水：文化遗产的模仿再造，天下概莫能外啊。
“那些富人心态真奇妙”，汉穆尔特医生爱开玩笑，一说日本就要拿我逗趣，看我周末到处乱跑，就猜我是否和那群腰包鼓鼓的东邻一样，“想半个月就踏遍整个欧洲大陆”。
我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许多德国人眼里，中国人和日本人实在没分别。何况，遍吹文化保护风的神州处处，仿来的故居又何止一处？我更没雅兴告诉汉穆尔特，在我家小镇北面，如今高高树起了一面巨型招牌：“李商隐故里”。
识文断字的故乡街坊看来，玉溪生无疑就是“中国歌德”；但十年前他却是邻县口口相传的文曲星。后来几个北京的唐诗专家，凭了《怀庆府志》中的李氏祖茔位于“雍店之东原”和“清化北山下”等几行字，就把他的籍贯今址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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