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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平
缅甸丛林原住民的餐桌上，主食有米饭，竟然也还有“拉面”，迷途而至的美国游客既惊且惑，他们想起了马可·波罗和面条的传说——贾利·古柏扮演意大利大旅行家吃中国面条的镜头，使好莱坞电影观众都相信，是他把面条从中国带回意大利。唱反调的人并不苟同，因为他看过埃特鲁斯坎人壁画上绘的面条，那说明古意大利人早在公元前800年就吃面
条了。同行的一位华裔母亲不服气，她认为中国人自打有文明起就开始以面条为食。生于上海而在圣保罗长大的她知道，考古学家在中国皇帝的墓室中，曾经发掘出保存完整的饺子——“难道就不会埋藏着面条吗？”
这是我在从三亚到博鳌的途中，从谭恩美的新书里读到的插曲。小说家悬拟的疑问，让我记起了新华社前几天的一则考古通讯：四千年前的面条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争议至此好像借助现实证据得到平息。要是这则“面条出土”新闻早几个月发布，说不定小说情节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过毕竟是小说家言，强求虚构和现实吻合并无道理，其实不必在乎作家本人对面条起源的真实想法。神话传说、笔记杂谈、小说野史，若都用考古发现来验证，必然会乏味失色许多——虚拟世界文字缥缈多情趣，学问研究却须较真、刻板，不可腾云驾雾。比如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书内散记中国饮食的段落极易误读，其中一则补注或可用以旁证，其文谓：“至若粮食，彼等甚为丰足，盖其主要食物为米稷粟，尤以在鞑靼、契丹、蛮子境内为甚……此种民族不识面包，仅将其谷连同乳或肉煮食，其处小麦产额则不如是之丰，收获小麦者仅制成饼面而食。”这里的“饼面”从中文字面看很难明白所指为何，但万人文库版的英文原著却看得出，“饼”的原文是英文pastry(馅饼，糕点)，而“面”则用了意大利文vermicelli(通心粉制成之细面条)。这实际上也是马可·波罗谈到中国面条的唯一之处。手边没有其他资料可以互校，但是文中用vermicelli而非英文常见之词noodles(面条)，却不难设想马可·波罗是借了他本国的专有名词，用来称呼一种中国食品——其形状看上恰巧与他熟悉的意大利面条相似而已。跨国美食家当然知道，意大利面和中国面条，从制作工艺、烹饪手段和食用方式上比较，都无法得出结论它们属于同一种东西，或者说任何一种从另一种演变而来。马可·波罗和东西面条的进化，也许根本没什么关系。喇家遗址面条乃由小米做成，2800年前的意大利面的身份，也许还得仰赖彼国考古学家的未来努力。“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中国能发明面条，地中海国家也会有同样的可能和机会。
中国面和意大利面谁也不是谁的老师，过分自信的民族或许永远不会接受；万事都想领先的国家，其国民心理素质不光复杂，也许很脆弱。前人谓“烹饪是文化在日常生活里最亲切的表现”；中国古老文明为其他民族接受的过程中，食物的接受和演变情况必然有趣，也值得关注。韩国近来的一件事，不能说是首次把“端午节”和“端午祭”的概念并列或对立起来，但却的确使很多人感到纳闷：如果“端午祭”确系“端午节”的韩国变体，祭祀对象和仪式从何时候有了变异？为什么端午节除了粽子通行天下而其他共有形式皆无，而端午祭却没了粽子仍有很多别的内容？许多所谓的文化遗产专家，以不同的面孔在不同的媒体上说相同的话，而对方国家比较端午节和端午祭的说辞销声匿迹。
如此文化难题，考古学家大概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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