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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我主要把我的困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天这个题目“告别白银时代——新儒商与新文化”，我们实际在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社会中的文化精神，或者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特别在我们这个场合，我们要讨论和经济活动、商业活动相联系的文化精神和精神气质。那么这种文化精神和精神气质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
个层面，是解决理性和行为模式的问题。没有这样一种理性的精神，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的种种制度，以及和种种制度相联系的行为模式就无以形成；第二个层面，是终极关怀和超越性的问题。也即价值的问题，生命和生活意义的问题。文化精神或者精神气质主要应当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困惑也来了，这就是儒家思想这份文化遗产和刚才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
首先一个困惑是，中国存在儒家这样一种文化吗？我不是指典籍当中的，我是指日常生活当中的。有时候我想，比如圣人讲了很多“仁义礼智信”，这是因为那时候讲得太多，记录到典籍中去？还是讲得太少，他在呼吁？如果两千年后我们这个地球还存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看到“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提法，说这是那时候的文化特征，这是不是表明这方面做得太少呢？这是我第一个疑问。如果说儒学文化在我们生活中，不仅在典籍中，它是存在的，但它又是什么？它是一种道德，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政治学说？
第二个困惑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国学热、儒学热，一批企业家到北大参加儒学班。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怎样学儒学？如果说有儒学存在，那我们怎么对待儒学？它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气质，还是我们民族经常用的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它可以当作语录来用吗？
我们这个时代用儒学去干什么？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还是用来做某种补充和校正？或者做某种抗拒？究竟怎么用？这就涉及到对儒学本身的疑问。这是第一个大的疑问。
第二个大的疑问，这样一种文化对生活真正的约束力在哪里？德国的著名哲学家亚斯贝尔斯讲过“骤起的文明”。几千年前的希伯来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这几个文明很大的差异在于天人关系，或者说天人距离。印度是天和人离得很远很远，人活着这一生就是为了来世，所以这一生不努力工作也没有关系，还有来世。中国的文化是贴着地面，天人是分不开的，距离很近。然后讲基督教介乎两者之间。但中国这种文化超越性来自何方？因为天人很近，超越性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讲“仁义礼智信”的时候，很容易锦上添花，而很难雪中送炭。丰衣足食时能做到，但穷凶极恶时怎么做到呢？这又是一个大的疑问。
我们现在讨论精神文化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我们这个社会提出了什么问题，社会走到这一步提出了什么问题。最近有一篇文章我写了好长时间，叫“无底线社会”。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底线被突破。有规定如“老师不许强奸学生”、“干部不许拿公款赌博”，我们当作笑谈，但实际上我们应该重视起来。现在很多问题我们讲体制改革，但有的问题已经不是体制问题，因为体制必须要以这些底线为基础。
那么这个底线为什么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容易被突破？刚才有人讲一个词叫“无根”，这是文化当中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无根？我们缺少具有约束力的超越的精神，我们没有什么敬畏之心，我们没有超越的精神，所以现在最后的一问就是：什么能够给我们提供这种东西？我是搞社会学的，不是搞文化的，我只是作为问题提出来。
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企业在谈和谐社会、和谐企业，怎么能够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企业要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最基本的一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守法经营，这就是对和谐社会最大的贡献。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尽一些社会责任，这就很好了。所以我觉得，企业家之所以对儒学做不了太大的贡献，这是因为：第一，儒学是模糊的；第二，现代社会很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分工，在于社会当中不同的机构职能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文化应该各自承担自己的功能。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功能搞错了。实际上，政府、企业应该承担各自不同的功能，首先把功能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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