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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劳/文
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落下帷幕后，细心人检视音乐节自1998年以来的历届演出名单可以发现，音乐节所邀请到的音乐家和乐团的级别呈明显上升趋势，表演形式亦愈发多样。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诚意经营与低票价策略的实施，参与音乐节的普通爱乐人明显增多。
北京入秋以来，无论是以摇滚音乐演出为主的迷笛音乐节，朝阳公园里的北京流行音乐节，还是刚刚结束的国际音乐节，从草地上的狂欢到音乐厅里的聆听，北京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公共的音乐空间已经日渐多元。
古典音乐的盛宴
正如著名乐团被视作国家的艺术瑰宝，音乐节被人们认作一场绵延多日的艺术盛宴，它的水准、规模以及影响力是检视一座城市文化生活的标杆之一。而古典音乐无疑是音乐盛宴中的压轴之作。
这个10月中旬开始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二十多天里为中国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带来了23场精彩演出。对于音乐节来说，延续4个晚上总长15小时的鸿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上演，被认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即使在德国，人们想欣赏这个由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创作的伟大歌剧，也要花费数年时间来排队等票。德国记者认为，《尼伯龙根的指环》上映之后，世界上任何一家乐团都不会再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
当然，一个城市的音乐生态并不仅仅由音乐本身的质量决定，亦取决于其受众的素养。上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参加演出的音乐家谭盾因其表演曲目在上海的冷遇而准备将之替换为《卧虎藏龙》，拟以当年同名电影的余威来带动音乐消费，在主办方的坚持下才笃定未改，结果他原定的曲目受到了北京乐迷的热情追捧。
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不仅包括交响乐音乐会、歌剧、独奏音乐会等西方音乐表演形式。继去年的昆曲《牡丹亭》之后，音乐节今年亦将交响京剧《杨门女将》这样的中国传统音乐形式融入其中，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进行对照、交融，以图获得新的效果。
一个盛大的国际音乐节若想保持甚至扩大其影响力，必须拥有足够的耐心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做出平衡。对此，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始人之一余隆认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是靠票房收入来完成演出的，组织者一定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平衡，包括市场价格、商业赞助等。运作过程做得不好都会导致演出成本过高，这些不能都转嫁到掏钱买票的听众头上。”
造一个伍德斯托克吧
李岚清在其新作《李岚清音乐笔谈乐》中曾表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中，音乐的成分似乎最为欠缺或薄弱。今天，正在长大的年轻一代似乎有机会避免令自己的生活与音乐格格不入。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当然不是严谨的古典音乐，而是素以叛逆态度贯穿生活主张的摇滚乐。在国内糟糕的流行音乐生态环境中，惟有摇滚乐在恶劣的商业链条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原创性。年轻一代向身边寻找更贴近自己生活的音乐时，他们发现，除了那些处于主流乐坛边缘的摇滚乐外，他们别无选择。
虽然任何音乐节都以音乐家或者艺人/乐队为核心，但户外音乐节与音乐厅音乐节的最大不同在于乐迷的深度卷入。虽然还有演出舞台，但是户外音乐节的参与者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聆听者，他们亦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泥泞的草地上，或者互相冲撞的人群中，他们释放的不只是精神，更多的是在现实中绷紧的身体。众人的音乐狂欢显然更受城市青年的欢迎。
在摇滚音乐节中，迷笛音乐节是迄今为止延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这个由中国第一家民办现代音乐学校举办的音乐节最初只是一个校内活动，之后随着散居在北京郊外的摇滚青年们的逐步介入，影响亦在摇滚青年中日趋扩大，并最终成为全国摇滚青年的年度聚会。今年，这个散发着乌托邦精神的音乐节的举办地由香山正式移入位于北京市区的海淀公园，代价是用于租借场地、聘请保安、演出装置、部分乐队的酬劳的40万元以及部分音乐节忠实拥趸的不满——他们认为向主流人群靠拢的迷笛音乐节背叛了他们的乌托邦式理想与生活。对此，摇滚乐评人郝舫说，“六十年代音乐节所展现的社会文化潮流的躁动已经停歇了，现在国外的流行音乐节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社会活动。纽约、柏林、伦敦、东京到处都在举行大规模的音乐节。它们已经是现代商业的一个细节，呈现乌托邦精神的音乐节已经消失了。”
而北京音乐台的主持人张有待则以自己经常参加的欧洲最大音乐节Roskild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几个丹麦学生效仿现代音乐节的鼻祖伍德斯托克在1970年左右创办了Roskild。然而，现在这个音乐节已转由专门的基金会来负责运作，已经商业化得很完全。这使得整个音乐节的组织、参与乐队的素质以及演出效果有了基本保障，参与者可以获得很好的体验。这正是Roskild成为欧洲最大和最成功的音乐节的根本之道。”而此届迷笛音乐节虽然进行了初步的商业开发，但和正规的商业化运作还相距甚远。负责人张帆则更乐意凸显音乐节的社会效应而强调作为主办方自己是赔钱的。
尽管戴项链、纹身、留鸡冠头的另类少年并未减少，乐队们演奏的仍然是躁动异常的摇滚乐和电子乐，观众仍然习惯随着激烈的音乐Pogo(互相冲撞)。然而，迷笛音乐节亦在商业与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发生改变，据音乐节主办人张帆估计，每天的人员流量应该在2万左右，四天下来应该在8万左右。这其中除了那些乘坐火车远道而来的外省摇滚青年，还有很多是北京的普通人。他们可能从没有听过摇滚乐，但是听过后亦不反对，反而认为自己参加了一次不错的假日活动。
而那些摇滚音乐的忠实乐迷们，则渴望着可以“在草地上露营、在帐篷中做爱”的“真正的音乐节”。
涵盖古典音乐、现代音乐的各式音乐节，是城市音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公共的音乐体验并不应该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在纽约一家Pub里，我曾和一支新晋乐队的乐手一起喝酒，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那里的酒保，”郝舫说，“那时候他们已经很红了，但是并未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音乐和生活完全融为了一体。”每一晚，纽约的无数酒吧里都会有无数这样的人组成的乐队在演出。而在北京，若想找一个可以听听原创音乐的场所，你候选名单上的酒吧名字不会超过十个。
音乐节的频繁演出，似乎并不能给原创音乐提供丰沃的土壤。“北京的音乐环境极其糟糕，”做了多年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张有待说，“在电台方面，《我的音乐生活》可能是北京惟一一个只为热爱音乐的人放送的音乐节目。”而这档节目仅在每周六周日的深夜播出。事实上，几乎全部电台音乐都已经成为路况信息、八卦新闻和广告的背景音乐。
音乐节是周期性的艺术盛宴，我们不可以忍受没有音乐的生活，以ipod为代表的数字音乐播放设备正在席卷我们的耳朵，并开始马上消费移动服务提供商们推出的个性彩铃服务。然而，在拥有了“私人音乐花园”的时代，那些消费流行音乐的人们还需要一个公共音乐空间吗？无论怎样，深夜电台、酒吧和万人体育馆里传来的怀旧老歌与无序噪音，仍在城市的夜晚安抚或者鼓动那些焦虑不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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