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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漏丹 实习生 张丹 北京报道
“眼下尚没有科学依据证明其有害”；
“油炸食品可能致癌”；
“三氯生在牙膏中的使用应该没问题”……
今年，在苏丹红、雀巢碘超标、高露洁牙膏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中，媒体炒得热热闹闹、不亦乐乎，却几乎从没有人给公众一个“是或不是”的简单答案，我们很少看到权威专家站出来，给出翔实可靠的证据向大家解释，某某产品吃了不会有问题，或者吃了就会致病。
相反，绝大多数专家选择缄默不语，或者他们会解释一大堆非常专业的某种化学成分的性能，之后得出一些让人无法安心、充满联想的结论。“可能”、“应该”、“一般”、“影响不大”，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充斥了公众的视线。
比如“微量摄入苏丹红未必能致癌”，什么叫“微量”？什么叫“未必”？表面看上去科学严谨的说辞，在很多人看来却有些推卸责任的味道。
至少到现在为止，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科学仍然缺位。科学界还没有对涉及全民健康乃至生命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甚至哪怕是粗鲁的指摘。至少，在公众层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严肃的探讨。科学家们宁愿选择让自己在公众面前变得面目模糊。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技术中心教授胡小松说：“就算你现在问我，我仍然只能这么说，雀巢碘超标可能问题不大，应该说不会造成太大危害，公众没必要恐慌。”
中国有制造“两弹一星”奇迹的科学英雄，有把神舟飞船送上天的科学英雄，但是似乎还没有关心柴米油盐的科学英雄，尽管柴米油盐之类的“小事”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科学界为什么不愿意在“柴米油盐”上发出有力的声音？
脆弱的独立性
“中国有七八亿农民在生产食品，能管得了那么多人按规范使用农药和兽药吗？政府有这个能力吗？即便有这个能力，我们需要多少监督员？那需要多高的成本？”
“中国三分之二的食品加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政府能管得到所有这些中小企业的生产过程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员、科技部食品安全重大事项首席科学家陈君石的这些反问呈现了中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和水平。
这种现状决定，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地方。“就像一个水葫芦，这边摁下去那边又浮上来。”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黄光明这样告诉记者，他同时也是首都保健营养食品学会的副会长。
而科学界是整个食品安全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的处境与这个链条之上的每个环节都密切相关。
黄光明不愿过多谈论食品安全问题，他说这种问题应该去问质检部门，因为各种国家标准和制造工艺他们更加了解，“专家就不方便谈了，权威性不够。”
其实，对于苏丹红之类的问题，黄光明基本都能说出一些看法来，但他担心无意中冲撞了各种各样的“标准”，也担心食品的成分在包装上表现出来的并不真实。
大环境的状况限制了科学界发出声音的能力。科学家毕竟只能站在学理的角度进行论述，而无法控制食品加工生产链上的各个环节。
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的主编沈伟经常为在节目中找不到愿意出镜的专家而犯愁。他说：“如果一个事情真的有问题，那就绝对不能说。这是行业的潜规则，否则你怎么在这个行业继续混下去？”
胡小松是少有的与《每周质量报告》保持良好关系的专家。“专家各有各的特长，而且即便某一方面的专家说话，也只能是个人观点。这样说，可能得罪企业；那样说，可能得罪有关政府部门；再换个说法，可能得罪消费者。环顾左右而言他，那就不如不说！” 胡小松说。
如果得罪了企业，企业可能不再找这位专家进行测评或者做顾问；如果得罪了有关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可能责怪专家说话不小心，增加了他们的压力，科研和晋升都会成问题；如果得罪消费者，那么专家可能名誉扫地。
在食品安全领域，独立的科学精神似乎很少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科学家像孤胆英雄一样站出来振臂高呼，几乎不切实际。
被媒体吓坏的科学家
“你这是理想状态！”当记者提到科学家应当在食品安全一事上具备更加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时，陈君石这样反驳。
他自己曾经是一个乐于向公众说话的科学家，对媒体也很友善。雀巢碘超标一事，他曾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但最后稿件出来，其中一个标题是“又一科学家为雀巢公司辩护”，也有媒体对陈君石的话进行断章取义。
从此以后，陈君石对媒体敬而远之。
“媒体总是挑需要的一两句话写进文章，完全曲解了我们的意思。专家的真实观点有时候很难传递给消费者！”陈君石说。他认为一些媒体阻断了专家的声音，“惟恐天下不乱，吹毛求疵，把消费者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他把科学家之所以沉默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专家意见很难到达消费者；二是专家们害怕。而媒体与这两个原因直接相关。
“你现在打电话到疾控中心来，专家基本都不会接受采访，他们会推掉。”陈君石说。他1956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现在已经是中国食品营养和安全方面的泰斗。“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反正已经做到头了，一般40到50岁的专家绝对不敢对媒体说话。他们还要往上升迁，没做院士的还想做院士，如果出了雀巢那样的事情，他们能受得了吗？”
科学界的环境在陈君石的描述中显得非常微妙和复杂。他举例：比如一位科学家出了科技成果，需要经过评审。只要评审专家中有一位说一句“他不就是为雀巢辩护的那个人”，那么这位科学家的成果基本就会被否决。这就意味着他在业内很难立足。
“站出来说话，风险太大。”陈君石说，“另外，胳膊拧不过大腿。媒体总想吸引眼球或者吸引人民币，很容易把专家搞臭。专家还不如明哲保身，不犯错误！”
出于类似的顾虑，胡小松最近不愿多接受采访，他连央视的节目也已经很久没做了。他说：“食品安全不可能100%，有很多不确定性。”
现有的监测水平
食品安全确实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但总有方法降低这种不确定性。
“吊白块”是一种漂白剂，早在很多年前政府就明确规定，如果用这种东西漂白食品，就要被判刑，因为它可能致癌。
但“关于‘吊白块’究竟怎么致癌？多大量致癌？在哪些人群中更易致癌？在哪种食品中更易致癌？质检部门、卫生部门却没有做过相应的研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肤浅。”沈伟说。
直到现在，“吊白块”还被一些食品生产加工厂家添加到米、面、腐竹、食糖等食物中进行增白。
黄光明也表示，国家在食品安全方面，缺乏相关课题，比如动物实验、人群观察以及对添加物、残留物的检测。他说：“在体育领域，各部门每年都会组织专家评审科研课题。在主管卫生的部门，关于食物安全的课题是不是一直没有被列上或者根本没有人提出呢？”
以苏丹红为例，在google搜索“苏丹红”和“科学家”这两个关键词，可以发现搜索结果中，只有国外科学家曾经对苏丹红做过动物实验，并联系本地情况，公布苏丹红的危害程度。
例如，欧洲调味品协会专家委员会调查了不同辣椒粉中苏丹红一号的含量、欧洲人每天使用辣椒的数量，从而计算出人体每天可能摄入的苏丹红一号的剂量，然后与动物实验结果进行比照，衡量其致癌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
在中国，即便像陈君石这样的泰斗级人物，也只能这样衡量苏丹红的危害性：“一支香烟的致癌性就顶得上几十罐苏丹红。”而且他认为，至少在苏丹红的问题上，中国不需要再做基础调研，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允许采用苏丹红作为食品添加剂。
目前，中国在食品卫生领域的监测水平还处于对“食源性疾病”(各种食物本身所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导致的疾病)的研究水平上。比如，科技部正在全国15个省针对食品污染建立全国监测体系，其中一种针对生肉里的沙门氏菌进行监测。沙门氏菌能导致人类食物中毒、伤寒和副伤寒，以及家畜的多种感染性疾病。“结果惊人啊，有一种沙门氏菌对15种抗菌素都有抗药性。这就意味着人以后因此生病都没药可吃了。”陈君石说。
而对于目前媒体上广泛报道的因食品添加剂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似乎已超出中国食品安全的调研能力范围。
陈君石认为，对禁止在食品使用的各种添加剂等的调研属于“公共信息”，其他国家都做过调查，“谁都能拿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应该做最关键的事情，把精力投入在调研“允许使用的东西”上，例如霉菌等在某些食品制作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物质。“对于国家不允许使用的添加剂，我们为何还要做调研？”
但是，最近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问题，恰恰大多出在“不允许使用的东西”上。
投入不足
食品安全领域所处的这种监测水平，与中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的投入不足有关，要达到更高层次的食品安全监测在中国还是件困难的事情。
例如，早在10年前，中国就明令禁止在食品中使用苏丹红，但令人尴尬的是，各个质检单位(包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一直以来根本不具备检测苏丹红的设备和能力。
“没有投入，科学家更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清楚”，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技术中心教授胡小松认为，食品安全方面，在基础科研方面国家投入不足，研究基础很薄弱。
身在政府部门的陈君石认为，国家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大规模的投入。十五期间，科技部投资1.5亿，立下《食品安全技术重大专项》，现在成果还没有验收。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重大项目。
“十一五期间，科技部还会继续做食品安全的专项。”陈君石说，“而且投入会更大。之前的1.5亿，配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其实都达到10亿以上了。”
但是胡小松反驳说，“投入1.5亿，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举了个例子，联合利华公司每年投入于食品安全的科研经费达到10亿欧元。这个数字几乎可以与中国各级财政在2003年安排非典防治的资金数目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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