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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晏礼中 北京报道
当一辆马车驶进潘石屹现代感十足的“建外SOHO”时，方蕾被警察叫走了。
马车上拉着一枚“鱼雷”。
方蕾是策展人。她向警察解释道，那个用马车拉“鱼雷”的名叫吴玉仁的家伙不是什么“危险分子”，只是一名艺术家；“鱼雷”也不是什么真的鱼雷，而是件“艺术作品”。
这是“透明的盒子———有限空间的无限蔓延”艺术展开幕式上出现的一幕。
时间是5月23日。63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次展览是在餐厅、书店、酒吧、咖啡馆、美容院、家具店、广场、过道等非展示空间举行的，游人、购物者及社区居民可以无限制地观看、感受与共享艺术家的作品。”冯博一说。作为此次展览的主要策展人，尽管他希望“这次当代艺术的展示活动能体现‘艺术为人民’的理念”，但对于那些喜爱“艺术”的“人民”而言，试图完整“参观”该展览，只有一个字——难。
如果你非要来看看，那就来吧。
来自28位艺术家的作品散落并湮没在“建外SOHO”100多家店铺、厅堂和过道之中。你得先把那些参加了艺术展的店铺找出来。按图索骥找齐所有艺术作品的展示场地，这并不困难，只要你有足够耐心并热爱shopping的话。但是，要将艺术家的作品从商店里的装饰品中分辨出来就并非易事了，昂贵的租金让商家在店铺装饰上费劲心思，摆出来的东西甚至比艺术家的作品更有“想像力”。
当然，这里的“想像力”指的是在装饰性方面。
商户似乎只能让艺术家的作品对自己的店铺环境起装饰作用，不能有冲突，否则他们就要拒绝。旅英艺术家徐仲敏本来的方案是在写字楼的转门上贴一张人的X光片，希望人们在进门的一刹那对自己的本体产生一些思考，不过，显然楼里的业主们不愿意每天都推着“骷髅”进楼。
“结果换了一警察，凑合贴那儿了。”冯博一说自己做了那么多展览，这次是最无奈的一次。“我可能有一点理想化，没想到受到这么大的限制。要么是跟物业公司和商店经理沟通，进行‘当代艺术的普及教育’，要么就是妥协之后跟艺术家商量如何改方案，但很多东西不是我跟人解释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对于那些“有幸”进入了店铺的“作品”而言，艺术家本人的意图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在商家的眼里，这些作品的价值存在于装饰性当中，而不是在其“意义”中。
尽管受到诸多的限制，尽管反反复复的各方面沟通让冯博一面显倦怠，但对他来说，这依然是一次对展览空间的有趣尝试。
“这次展览不是给圈里人做的，也不会专门有人来看，发现它们的只是那些到餐馆、咖啡馆、面包店、商店去的人，我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不经意地感受到艺术的存在。”冯博一说通过这次展览，他最想表达一种“艺术寄生”的“第三空间”的概念。在他看来，“第三空间”的展览方式具有某种实验性。如果艺术家的工作室算作“第一空间”的话，美术馆、画廊、艺术中心等可谓“第二空间”，而这次策划的非展览空间就带有了“第三空间”的意味。这种新的带有差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位移的概念，更是一种生活、创作观念及表述语言的生成，引发了人们对流动或变化的新展示地的思考。它将强调展览及艺术家的作品与受众的直接性、自然性地生成和接触，从而削弱作品的被欣赏和被接受的传统审美方式，即削弱当代艺术作品与受众的距离感，使公众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受到当代艺术的近距离接触，以及作品的亲和力。
据说，最能体现“艺术为人民”这一主题的作品出现在一家名叫“蒂奥莎”的面包房内。以创新的当代剪纸著称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胜中和於飞二人合作，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节选文章用巧克力酱“印”在一片片面包片上，铺满一个大展台，能看能吃，实实在在做到了为人民(准确地说是为消费者)服务。而另一个幽默且招人喜欢的“东西”出现在上岛咖啡馆的咖啡桌上，那是一个铁铸的蜂窝煤，作者是艾未未。“它没有功能性，也没有装饰性，有一点幽默，有一点奇怪和不知所措。不经意间，当代艺术和顾客传统的审美思维进行了碰撞。恰恰是这样一种碰撞，使这次特殊的展览变得有点意思了。”冯博一解释说。
这是我逛了一下午后，能记起来的两件“作品”。
这也许是一个能够很好体现“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展览，同时也是一个能很好引发人们思考“艺术与人民”相互关系的展览。
尽管接触艺术作品的受众已经如策展人所希望的那样，由那些怀着对艺术朝圣之心的参观者换成了很少接触当代艺术的“普通的大多数”，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当艺术离开了它特有的场所，失去了它特有的表述语境时，面对的不仅是来自现实世界的限制和尴尬，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也失去了作为艺术的价值和尊严。同样，我们也可以借此质疑，在大众面前，艺术是否需要以艺术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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