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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王尧 发自联合国 文/摄
“溜边儿，扎堆儿，不发言”在联合国“北京+10”会议上，中国人正改变着自己在国际会议上的这种形象。
中国学者刘伯红解释说：“溜边儿，就是在会场找个角落，方便抬屁股就走；扎堆
儿，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扎堆。在国际会议上，中国人还喜欢和同一个单位的呆在一起。”
“为什么中国人在国际会议不发言？”刘伯红说：“一是，过去很多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外语不行，没法跟人家交流；二是，有的外语尽管不错，但是话语体系不同，咱们张口谈的是‘双学双比’，这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明白的术语；人家外国人说的是GENDER(社会性别)，可是全球通用的理论。”
刘伯红是中国学者和民间机构参与国际妇女议题会议的见证人。现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的她，从中国第一次参加此类会议起，就开始参与。
语速很快的她说：“这次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机构成员，全部加起来，估计不超过30人。他们的参与改变着中国人的形象。”此次，中国派出了由外交部和全国妇联等组成的政府代表团。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中国的民间机构获准与会。
创办中国红枫热线的王行娟作为中国民间机构代表与会。今年已经超过70岁的她说：“在联合国，我一天赶三四场，交了很多新朋友。中国人往往参加这种国际会，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我们这次不仅仅带来了耳朵，而且重视参与程度。”
在联合国NGO论坛的新闻中心，本报记者看到的惟一一份简体汉字材料是她们带来的。王行娟说：“如果事先和国际NGO组织联系沟通好，我们可以拿出更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和各国学者朋友分享。”
来自中国反家庭暴力网络和河南社区教育与研究中心的代表，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和来自柬埔寨的民间代表一起，联手举办了一个工作坊。他们的声音，吸引了各种肤色的代表关注。这是中国民间机构少有的举动。
中国记者冯媛身上有两个证件：绿色的记者证和棕色的NGO代表证。曾获得过尼曼新闻奖的冯媛，在国内创办了首都女记协GAD网络。说一口地道英语的她，在联合国的新闻发布会前，总争取到独家的采访机会。这次在纽约，她关注的传媒和性别平等，还有NGO如何参与政府的大会。“这是我的分工。”
冯媛介绍，因为此次能来纽约参会的中国人很少。于是大家组织起来，进行了不同领域的分工。不同的人关注不同的主题，这样保证了在上千场专题讨论的精华不被漏掉。
3月8日夜里，分住在不同酒店的中国与会者，冒着纽约的大风雪，聚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分享着他们各自的收获，交流着多元的信息。
中国红枫热线主任侯志明则在联合国发了毒誓：回国后一定要学好英文。她说：“不懂英语参加国际会议，真是又聋又瞎。这次认识的外国学者下回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一定要用英语和他们交流，请你们来监督。这次在联合国，通过有限的翻译，我最强烈的感受时，无论国家，还是个人，要健康地发展，都需要国际大视野。”
香港乐施会性别平等政策主任王佐芳感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但在这个联合国国际会议上出现的民间代表为什么这么少？中国要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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