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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笔者的一位朋友“电大”毕业后去海南闯荡。这哥们儿以前在一个小地方的乐队做过爵士鼓手，又练过武术；刚上岛时，他随时随地手上都捏着一对鼓槌、腕上戴一双饰有铜钉的护具，还在牛仔短裤的屁股兜里揣一本小32开的《教你三招致富》。过海两年，他去儋县贩过菠萝，到陵水养过珍珠，往来琼州海峡倒腾过“印度神油”。最落魄的时候，他孤身一人与狼狗做伴，在府城乡下养鸡。在那鬼影都难见一条的养鸡场里熬过一个恐怖的台风季节之后，他两手空空，带着一身被热带蚊子咬出的血包和疙瘩撤离了海南。
回大陆那天，站在“琼州二号”快船的甲板上，遥望渐渐退远的秀英港天际线，他将那对鼓槌和一条到海南后从未沾水的游泳裤抛入大海，算是对自己生平第一次“追求自由”的壮举做了祭奠。
今年春节，这哥们儿驾一部进口原装马自达私家车来笔者家中拜年，谈吐间气宇轩昂，递上名片，原来已是某某公司的老总。
谈及1987年、1988年、1989年的“岛民”生涯，一帮子自谑为“过海男人”的兄弟伙豪情万丈，言语之中，并全无半点“往事不堪回首”的悲戚……
17年前的一个凌晨，曾有数万大陆青年聚集在雷州半岛顶端一个叫做海安镇的地方。那是一个与海南隔峡相望的袖珍码头。当那些来自重庆、成都、贵阳、昆明、长沙、内蒙、北京……来自中国内地各个省份的大陆青年浩浩荡荡涌至海安时，天尚未放亮。小镇的码头上、滩涂上、屈指可数的几家饭店旅馆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站着的人、坐着的人、躺着的人、相互依偎的人、亢奋交谈的人、手势夸张的人……这些目光炯炯的人伫立在由青转红的天幕下，就像是一支亡命天涯的“义军”。这支“青年义勇军”是为了挣脱单位、父母、以及既定的秩序给他们安排好的人生轨迹而“揭竿”的。他们中有医生、记者、作家、工程师，有被称为“第三梯队”的政府机关青年干部，有毕业后拒绝分配的的大学生，甚至有刚刚走出神学院大门的和尚。他们呼朋引辈、壮怀激烈，惟恐被那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酱缸”(中国台湾作家柏杨语)所吞没。一个共同的理想蛊惑着他们——那就是“白手打天下”。
“白手打天下”，曾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面旗帜。而追求独立，追求过程，将创业中的落魄、绝望与大喜大悲都当作人生必尝的大餐逐一吞咽下去——这种精神，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
然而，17年过去了，“白手打天下”的精神并没有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燃烧成燎原大火。究其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原罪”、或者当代青年创业精神的萎靡。
两年前，重庆多家媒体均参与炒作了本市某大学几名应届毕业生创建中介公司的新闻。且不说这种炒作本身就证明了大学生创业的稀罕，仅看一大群青年记者给与该新闻正面褒扬的夸张热情便可知道：这些记者都是在缺少创业新闻发生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须知，倒回去17年，这根本就不是新闻！更可笑的是，该新闻见报后不到半年，这家公司就倒闭了。
几个没有找到工作的全国理工科名牌大学毕业生，在校团委的支持下，意图以替别人介绍工作为“创业起点”——此一行为所蕴含的社会示范意义是很丰富的。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大学生们为何要选择家政服务中介作为掘取自己“人生第一桶金”的起点？答案可能简单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学子们选择家政服务中介作为创业“试水”，并非因为他们觉得该行业商机无限，或者他们拥有比社区中介机构更多的市场资源；理由仅仅是：干这行基本不需要投入。大学4年，个人创业从来就没有被列入过学子们的人生计划；他们既无创业目标，亦无创业资本，更没受过相关训练；这个社会，也没有为创业者设计出一套完善的个人融资信用体系；而节衣缩食将孩子送进大学的中国家庭的“利益动机”，是建立在获得“稳定回报”的基础上的——于是，考公务员、进入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做白领，便成为父母们对孩子的最大期望。由此看来，某校学子的此次“创业”，倒更像是一场做秀，秀给自己看，秀给媒体看。谁也没把它真当一回事。
那么,下一步呢？当一家又一家“秀着玩”的公司倒闭之后，那些在媒体上热热闹闹、出尽风头的“青年创业者”们的选择就很“众望所归”了——
回归“秩序”，回归既定的社会安排，重返求职大军，到僧多粥少的人才大市场抢饭碗去！
一个以解决就业为导向的社会，只能挖掘出更大的就业困境；惟有一个以鼓励创业、指导创业为导向的社会，方能变成求职者天堂。
日前，中科院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现代化程度与美国相比，仍然落后100年以上。中国人要弥补这100年的差距，没有千千万万个体创业者的崛起，没有独立创业精神在中国大地上的滥觞与勃兴——绝对没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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