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医生：一位逝者生前最后三天的医药费

　　——“打假医生”陈晓兰剖析医药费贵在哪里，患者看不起病的原因在哪里

　　著名“打假医生”陈晓兰日前向新华社记者出示了一张医药费用清单，这是一个临终病人住院三天产生的费用。死者张印月，2005年底因“感染性”休克被送到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抢救，不到三天(总共64个小时)死亡，费用总计：8645.62元，其中医护人员专业技能收费(诊疗费及护理费)58元，包括医生诊疗费34元，护理人员护理费24元；医械收费(各种 辅助检查费用及材料费)2827.16元；药品收费5591.46元；其他费用169元。

　　陈晓兰从医院管理的角度对这张清单进行了剖析，她认为这张清单具有普遍意义，人们能从中看出：医药费贵在哪个部分、患者看不起病的原因在哪里？同时希望它能为新一轮医改提供参考。

　　抗生素越贵越好吗？

　　5591.46元药品费用中，抗生素收费2510.72元；大输液749.88元；抢救药物191.06元；其他与抢救相关的药569.8元；与抢救无关的药品1570元。

　　记者看到，在对病人的抢救中，医院总共用了五种抗生素：庆大霉素、亚胺培南、盐酸万古霉素、罗氏芬、头孢他啶。除了庆大霉素每支0.38元外，其他4种单价均在100元以上，其中(泰能)亚胺培南7支，单价218元；(稳可信)盐酸万古霉素3支，单价180.4元；罗氏芬2支，单价118元；(复达欣)头孢他啶2支，单价103元。

　　收费清单显示，医院共收取7支“泰能”的费用，而治疗单上仅有4支该药品的使用记录，另外3支哪儿去了？病人家属为此与院方交涉，护士长承认多开了3支，并承诺退还相关收费。

　　陈晓兰说，从以上价格可以看出，同为抗生素，价格却有天壤之别：有经验的医生知道，对于一般性感染而言，抗生素使用并非越贵越好，许多感染用传统便宜的抗生素像庆大霉素、青霉素等可以治好。病历显示，在使用了多支价格不菲的抗生素之后，张印月的白血球数量不降反升，从最初被诊断为“感染性”休克的白血球指数10000，到患者死亡前8小时的白血球指数达23000，这说明感染没有控制住。

　　陈晓兰又以抢救药物为例：病人在住院抢救过程中，所用抢救药物主要是单价0.6元的多巴胺、0.49元的尼可刹米和1.16元的山梗菜碱，这是价格低廉的药物，是抢救危重病人的常用药，其价格说明，任何一个病人都承受得起医院抢救，“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些药物用在张印月身上时，却是严重过量，比如，58小时里多巴胺用了158支，34小时内尼可刹米和山梗菜碱用了各47支，这两种药物均超过了极量限制，必然产生负作用。

　　“大输液”

　　“大输液”包括生理盐水、葡萄糖水以及100亳升以上的其他各种液体，本身是药物，但在医院主要是作为病人服用其他药物的载体使用。清单显示，张印月总共输液1.9万多毫升，合计19公斤，几乎占到这位瘦小老人体重的一半；入院后，张印月身上插了两根输液管同步输液，一直到病人家属要求停止治疗后拔下。张印月的大部分用药都是通过输液方式进入体内。

　　陈晓兰说：“我早年做医生的时候，临床上有个用药规矩：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当时我们取笑业务水平不高的同事，往往用‘一瓶’来称呼，因为凡是病人过来，他总是给人吊一瓶输液。可是现在，医院里到处都是‘一瓶’！”

　　为什么会这样？陈晓兰说，据她了解，我国大输液产业近年来的用量以20%增长，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工业五大支柱产业中“生产能力利用率最高、发展最为稳定的一种”，而患者则是支撑这一产业的群体。

　　陈晓兰说，病历显示张印月进医院时就已经处于医学上所称的“无尿状态”，这意味着她的肾功能已经丧失，而治疗学要求，病人处在“少尿”状态时，应严格控制输液，但是病人居然被输了1.9万多毫升的液体！

　　“以械养医”取代“以药养医”

　　在2827.16元的医疗器械费用中，化验费934元，检查费62元，摄片费80元，输氧费病室治疗费1095元，一次性医械及易耗医材费656.16元。

　　“在医疗器械费用这一块，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利润这一块。”陈晓兰特别强调，现在提到医院的运行机制，往往讲“以药养医”。事实上，在很多医院，以药养医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的情况是，以“疗”养医，以“查”养医。无论是“疗”还是“查”，都依靠医院内的各种医疗器械。她分析说，对比医疗器械费用和药品费用可以看出，尽管药品费用占到病人就医费用的大头，共计5591.46元，但由于药品在医院内只允许15%的利润率，所以利润总量只有838.72元。相反，医疗器械产生的费用，尽管表面上看只有2827.16元，但是按利润率80%计算，医院可获利2261.73元。

　　“由于医疗器械的种类多，有的用来检查，有的用来治疗，其价格和成本都不一样，利润也不尽一致，80%是我取的一个约数，并不算高，许多医疗器械产生的利润率，甚至可高达90%以上，因为我国的医疗器械没有淘汰机制，只要进入医院，坏了也照样可以赚钱，为了降低成本，医疗器械在医院‘带病工作’的情况普遍。”陈晓兰说。

　　医改不光是

卫生部门的事

　　从1997年开始，陈晓兰举报光量子、鼻激光、伤骨愈膜、激光同时输液等与医疗器械有关的医疗服务骗局。她说，它们在医院都是以医疗器械的形式存在和运作的，它们为企业带来了大量利润，医院相关负责人也从中拿到了难以计数的好处，在“成本核算”和“总量控制”、“复诊率控制”等医院各种新政策的导向下，一些医务人员被拖下水，所以直到现在，各种医疗器械骗局仍然以层出不穷的形式在各地各级医院存在。

　　陈晓兰特别强调，在过去的医改中，由于

医疗改革与药品、医疗器械改革的不匹配，孤立地对医疗机构硬件和医院用人制度进行改革，而忽略药品、医疗器械方面的改革。事实上，医改是在医药分家基础上，是在药品的使用监管失控、医疗器械制造企业发展迅猛而监管、法律空缺的前提下起步的，最终在医院内形成了畸形运行机制，导致“看病难、看病贵”。

　　陈晓兰呼吁，医改的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医改不光是卫生部的事，很大程度上也是药监部门的事、物价部门的事，也是公安部门的事--公安部门必须下大力气打击医疗欺诈，才能提高医改效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肖春飞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