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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头“执法”等于无法
“伪劣农资给农民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仍然是农民最大的经济负担。”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山西省委张正明痛心地道出了这个现状。
“2004年我们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发现，伪劣农资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十分严重，本
来仅须300元/亩左右的投资就可以防止的果树病虫害，由于使用了伪劣产品，投资额高达600元/亩左右。调查显示，2004年乐亭县有近5000亩葡萄在亩投资农药款400--500元后仍减产60%，近2000亩绝收，一些苹果园年配药14--16遍，采收时烂果率仍高达60%--80%，触目惊心的损失数额，不到现场的人是无法相信的。”事实胜于雄辩，张正明委员用数字形容伪劣农资带来的损失。
“‘怎样才能买到真货’是农民最烦心的问题。”张正明委员告诉记者。很多农资从包装上看是值得信赖，但名副其实的为数不多。他在调研中发现，农民经常是花了血汗钱却买不回“真货”，本来喷10次左右就能挽回损失的情况，往往喷了15--16次还造成5%左右的损失；介绍的识别办法，操作不易；一些挂着“放心店”技术部门的门市部同样在售假，甚至更为严重。在调研中，农民经常问的一句话是：“到哪里能够买到真种子、化肥和农药？怎样才能识别真伪？”
不仅如此，农民希望能以实在的价格买到农资产品。不少农资产品，“摇身一变”就身价倍增：原本5000元左右一吨的“福美砷”，更名成“阿苏妙”之后，就涨到了1.5万元，“代森铵”变成“康顺奇”、“金瑞福”，身价翻了5倍。“而且，现在到处都是身价翻倍的复配制剂，买单一的制剂很难，这不仅加大了农民的防治成本，还带来了生态问题、抗性问题。”
谈到这个，张正明委员既生气又无奈，“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投诉，遇到的是层层设卡堵截，答复是‘气候特殊’、‘管理不当’、‘天灾’等敷衍之语。”
农民盼望能看到通俗易懂的使用说明书和标签。张正明忧虑地说，近年来，面对我国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的农民（农药的直接应用者），农药的标签说明书却越来越洋气、越高明、越离谱，让农民越来越不容易看懂了（看懂就无法卖高价了）--明明是国产品，但关键词不少是洋文，什么“纳米技术”、“选用进口原料经特殊工艺加工而成”、“国际领先”、“国内首创”、“对抗性害虫有特殊效果”等等。
怎样才能对农资市场进行有效的整顿？张正明委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首先须严把农资审批关。农药由农业部药检所统一掌握审批登记，本来是为了严把关，但事实上，‘关外’有‘洞’，一些小厂一年可得到几个甚至十多个批号，一些产品的试验资料就在办公桌上拼凑出来的。出炉“农药”的第一关‘审批’就出了问题，又如何保证农药的质量呢？”他认为，审批要有试验原始数据，要增加现场考评内容，建立审批人签名负责制，对内容失实的产品不能盲目审批，一旦造成损失要追究审批人的责任。
其次，严格审查、规范农药使用说明书是不能忽略的，各级药检部门应对说明书严格审核，并有相应的措施保证责任的追究。对已经投入市场的过于离谱的说明书、标签，责令厂家追回更换；因说明书误导消费者造成损失同样要承担赔偿责任，严重得还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有关部门应当印制符合标准的各种农资产品说明书样板，还农资一个清白，给农民一个明白。
据了解，当前对农资的管理是多头“执法”，监察、工商、技监、公安都在管，但大多只管收钱、罚款，而遇到农民遭受伪劣农资害时，罚没款却给不到直接受害者手中；有些地区缴了一年的管理费（实际上是伪劣产品保护费），产品在当地市场就可畅通无阻。
张正明委员认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是整顿农资市场的重要保障，他建议利用现代化手段，对各地查到的伪劣农资进行全国性大曝光；把检查重点深入到乡、村的销售网点；将农资经营部门（个人）与管理部门真正脱钩；并建立常年有效的检查制度。
“尽管如此，现在不少假冒伪劣农资正通过暴利、高额有奖销售、售后付款等手段，直接进入基层经营单位，而基层绝大多数经营者缺乏农资基本知识，存在积极推销利润高的农资或采取搭配销售等现象，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带来不少生态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张正明委员认为，农资经营户必须配备农业中专以上毕业生做应校园，既有利于技术的推广，又可解决农技学生的就业问题。
当前国内市场上同一种成分的农药，采用多种名称的现象十分普遍，加上标签和说明不规范，很容易造成混乱。“我们多次看到有的农民混配的农药中用了三种不同商品名的杀菌剂，但实际上就是一种，有些有效成分还用外文。”
张正明建议，把农药的有效成分及时用方法，用最清楚、最易懂的语言，表明在包装上最显著的位置，是解决一药多名的有效办法，同时，必须坚决查处厂家和经销商“密谋”给农药起多种名称的现象等坑农伤农事件的再度发生。（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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