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记忆

　　本报记者 吴小曼

　　《诗刊》人正是用温暖的情怀和内心宁静来化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演变和时代喧嚣，给人心灵带来的躁动，维系人们对诗歌的热忱

　　作为中国诗歌报刊的“领头羊”， 《诗刊》的历史不仅与中国新诗紧密相连，也与社会文化历史进程相系，《诗刊》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期刊那么简单，它承载着一个特定时代的记忆。在风风雨雨50年后的今天，面对网络和新的诗歌载体，《诗刊》的角色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诗歌黄金时代

　　“1982年2月22日，我携着一堆行李到《诗刊》社报到。和那个年代所有怀揣文学梦的青年一样，对那时的我来说，《诗刊》不仅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诗歌刊物，而且意味着一块灵魂的净土。”在《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一文中，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深情地写道。即使是时光被拉回到20年后的今天，他对上世纪80年代的《诗刊》记忆依然激情满怀。“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当初的浪漫，相反却时常惊悚于这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点点滴滴的流失，或被蒸发。”

　　这与很多历经过80年代的诗人一样，他们不仅对自己经历过的诗歌“黄金时代”充满怀想，也对《诗刊》充满感激。“当时在《诗刊》发表一首诗意味着什么？是的，很可能一夜成名！”一位著名小说家谈起自己的文青岁月，直到今天还耿耿于怀， “只是我没有应付生活的勇气，所幸没有滑入诗人行列。”这真是五味杂陈。看来不管是喜欢或者不喜欢，几乎所有写诗的人，都绕不开《诗刊》，讨厌它、喜欢它，但不能不谈论它。

　　或许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意义，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诗歌版本学家、收藏家、现当代诗歌研究者刘福春开玩笑说，那些骂它的人，一定也是因为它是标杆、旗帜，而《诗刊》的重要性恰恰就体现于此，“中国有名的、没名的诗人，都想在《诗刊》发表作品，食指、林莽、北岛、舒婷、韩东，这些当代重要的诗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在《诗刊》发表作品。”

　　从刘福春为《诗刊》50周年作的“大事记”可以看到，被人如数家珍的当代诗人的作品多集中在1978-1986年。比如，1979 年3月号《诗刊》转载了《今天》上北岛的诗《回答》，4月号转载了舒婷的《致橡树》，8月号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这些作品当时在文学界乃至文化界广泛引起过争议。

　　1980年，《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随后，10月号推出特辑；8月号《诗刊》发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由此展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此后，诗作、诗歌讨论，活动不断，到1986年、1987年、1988年这3年达到高峰，可谓是诗歌的“黄金岁月”，以艾青等为代表的老诗人与“朦胧诗”代表的新诗人形成“新旧阵营”，多次展开观念上的论争，甚至超越诗歌理论之外，这些在唐晓渡《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中也有细致的描写，比如舒婷在1983年获奖时热泪盈眶，发出“怎么在中国写诗这么难？”的呼声，在诗歌流派风起云涌的同时，也在进行“精神污染”的讨论。但尽管如此，在诗人、《诗刊》、诗歌界引发的争论却让人激动，并为之落泪。各种诗歌观念、新诗潮、新的诗歌刊物也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诗歌刊物发行多达几十上百万，读者难以计数。

　　“《诗刊》从发行12万到14万，直到高峰时的55万，这对于诗歌刊物来说，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刘福春说，当年《诗刊》在工体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有几万人参加，其盛况并不比今天的明星演唱会差，当年《星星》诗刊举办的“10大青年诗人评选”颁奖，那些上台领奖的诗人被蜂拥的学生举起来，叶文福的脸上被很多女生印上口红印。诗歌如此的狂热在他看来，不可能重演了，“这一切再也回不来了。因为当时大众文化相对匮乏，很多人只能通过诗歌来宣泄情感。而今天的方式有多种，这或许说明诗歌正在回到它本来的状态。”

　　弄潮者的角色

　　作为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亲历者、见证者，以及一个时代的记忆载体，《诗刊》所扮演的角色也就非同寻常。在很多人看来，80年代不仅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风云际会的文化复兴时代。

　　从刘福春梳理的“80年代《诗刊》大事记”可大致看到，80年代所有的问题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相呼应， “文革”后复出的一批老诗人和正在“崛起”的一批青年诗人，在度过了最初的“蜜月”阶段后，其内在的分野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回避。

　　这种分野远不止是艺术风格的歧异，也无法被归结为当时人们乐于挂在嘴边的“代沟”，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是新诗在谋求自身“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综合“症候”。

　　《诗刊》作为公开出版的诗歌报刊的“头羊”，在新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中则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理论和批评方面甚至扮演了弄潮的角色。然而，随着复兴大潮的潮头初平，《诗刊》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

　　“是不是《诗刊》从创刊以来就葆有的敏感性在丧失？　一阵说不出的疲倦感突然攥住了我。”回顾过往，唐晓渡说自己总会感概万千，与这种情感类似的还有很多人，感觉《诗刊》自90年代后，已经难以掀起什么大的回响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诗刊》发行量也从高峰时的50多万册，到1998年低谷时跌至2万册左右，对比这些变化，有人自然会质疑《诗刊》作为“弄潮者”的角色变化，或者在商业社会，它已经不能“领风气之先”。

　　刘福春却认为，《诗刊》一直就是领“社会风气之先”的， 90年代以来没有轰动的诗，那不是一个刊物的问题，而恰恰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回归90年代的平静

　　著名诗人、《诗刊》编辑部主任林莽也认为，《诗刊》的发行量下降是正常现象，这也与读诗人的变化有关，不能说《诗刊》自身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即或如此，它也是所有诗歌刊物发行量最好的，自2002年后，《诗刊》发行量已有所回升。林莽说这与诗歌的回归不无关系，目前一些多年不写诗下海经商的人现在又开始关注诗歌并回归写作状态，而且他们的诗歌从技巧上要比以前更显成熟，至于不能产生80年代那样的关注度，这是多方面的原因。

　　“它可能与诗人更关注自身，诗歌更内部化、文本化有关。据林莽介绍，近年来写诗的人并没有减少，而且诗歌出版物每年都在递增，有很多诗歌是通过互联网等其他新媒体手段传播，致使诗歌读者发生分流，社会对诗人、诗歌关注度也在回升。”

　　刘福春说，90年代以来诗歌之所以看起来没有80年代那么热闹，一个很大原因是当时写作发表一首诗有一种期待，往往写完一首诗，寄到编辑部再经过三审发出来，这需要时间，现在的写作就不需要时间了。有时候往往还没写好就在网上贴出来了，这里面就有很大的不同。想想那时候在《诗刊》上发表一首诗是多么有影响。今天的诗人注定是短命的，网络时代“各领风骚三五天”。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

　　历史的回响

　　“不论怎么变化，所有写诗的人还是想到《诗刊》发表作品。”这就足以证明《诗刊》已经是一个品牌，它不仅是历史最长的刊物，也是创刊时间最早的诗歌刊物，很多《诗刊》编辑都引以为傲，对于“最早的诗歌刊物”的说法，刘福春却不太认同。“《大众诗刊》的创刊时间比《诗刊》要早，此后还有《人民诗歌》(上海)。但它们的寿命都比较短。”

　　1957年创刊的还有《星星》，《诗刊》是作家协会的，属于国家刊物。《星星》属于省级刊物。

　　《诗刊》的敏感性、包容性从它创刊就已经体现了出来，这也是由于它的特殊身份。当年不仅刊发了臧克家、艾青等的诗、也刊发了穆旦、杜运燮的诗，但它很快又刊发了工农兵的诗，说明《诗刊》的敏感性，是有传统的。

　　1964年，《诗刊》的突然停刊一直是个谜，即使是《诗刊》人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突然停刊，刘福春说。

　　《诗刊》老编辑王燕生说当时停刊，是《诗刊》编辑人员深入农村工厂参加火热劳动，加强思想锻炼。

　　刘福春觉得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停刊是非常匆忙的，而且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在他收藏的1964年12期的合刊号上有一封随刊附信。

　　信是付页，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为使编辑部工作人员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农村，“本刊决定从1965年元旦起暂时休刊。”从附信看，显然是非常匆忙的决定。不然就不会随刊附信。刘福春说，这也说明了《诗刊》的敏感性，因为其他的文学刊物都是在1976年才休刊，这因此让很多人觉得不解。

　　诗人的守护神

　　《诗刊》1964年12月停刊，直到1976年复刊，这之中又充满了怎样的故事？在休刊12年后，直到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在文学界又担当“弄潮者”的角色，这些在刘福春看来，不仅是“敏感”，还多多少少体现出了《诗刊》人的智慧。

　　唐晓渡在回忆中说，刚去《诗刊》工作，编辑部主任吴家瑾给他送来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留请她转交的。

　　“一个初来乍到者，一个游子，懵头懵脑之下，突然读到来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辈和领导的如此亲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唐晓渡说，他批阅稿件的细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颜：每一个值得推敲的句子，每个错别字，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在稿笺上很少只署诸如“同意”、“不用”这样更多示其权能的批语，而总是尽可能详细他说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

　　一些到过《诗刊》的诗人都有如此的感觉，据一个诗人回忆，80年代他来北京，时任《诗刊》副主编的邵燕祥竟到车站去接他，这在今天真的是很难想像。

　　除了邵燕祥，还有此后的编辑，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见到林莽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温暖、宁静，即或是一个不知名作者的来信也一一回复。他们正是用这样忘我工作、内心宁静来化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演变和时代喧嚣给人带来的心灵躁动，同时，也用温暖的情怀来维系人们对诗歌的热忱。这让我们想到两年前去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诗人的守护神永远是但丁”。

　　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守护神，才可以使《诗刊》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失却过重心。(相关文章见G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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