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诗歌档案

　　本报记者 吴小曼 翟志琳

　　作为新诗的亲历者、见证者，以及一个时代的记忆载体，《诗刊》所扮演的角色非同凡响。

　　《诗刊》的历史就是半个世纪新诗的历史，通过《诗刊》的收藏者刘福春的讲述、《诗刊》主编叶延滨的专访，以及众多诗人的记忆，我们试图真实还原一段诗歌的历史现场，让人从多个侧面了解诗歌、诗人、《诗刊》、时代错综复杂、紧密相连的关系。

　　过道上、桌子上、客厅里，只要有空隙的地方，无不被花花绿绿的各式诗歌版本所占据，这就是“诗歌收藏者”刘福春的家，他同时也是社科院现当代诗歌研究者。

　　走进他90平米的小小斗室，书籍的特殊香味和过往时代气息扑面而来，用诗歌语言来说，就是一股“金色”的光泽在闪耀，让这个窄小的书房突然活动起来，你甚至能看到一个个闪回场景，激动的表情，还有流淌的声音的片段。

　　刘福春说有很多人估算过这些“废纸”的价值，什么样的数字都有，但他更愿意接受的是一个：无价。他这里有大量著名诗人，包括过逝诗人手稿和书信，有人建议他把这些书目放在网上，他不想这样做，“我收集诗歌，纯是兴趣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

　　他的诗歌收集数量，大概有2万多种。“诗集、诗刊、诗报，我收集的诗歌文本比较复杂，和诗歌有关系的我都收集。”从上世纪20年代到今天诗人的各种手稿、版本，几乎无所不包，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完成北图、现代文学馆没有做的中国诗歌档案工作。

　　难怪他的同事就叫他“国宝”，说他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2006年夏，刘福春把他积20多年努力收藏的从1920年到2006年诗歌出版物编目为《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出版，这部跨越两个世纪，收录7000人、1万8千种诗歌出版物的巨著，一经出版即引起诗歌界和出版界的震动，有图书馆学专家称此为“填补国家空白”的了不起的工程。

　　诗人古诺说，刘福春和他所做的工作，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显珍贵。这笔财富不可简单用金钱衡量。当代文学评论家萨支山说：“如果中国唐时有人来做这项工作，那就不可能只是李白这些流传下来的诗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这或许就是刘福春眼中的价值所在，它不是简单的书籍，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录和传承。

　　没见到他之前，还以为他是一个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不然怎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耗费在故纸堆上。他笑着说不仅是你不信，很多诗人包括叶延滨在见到我时也有这样的疑问，在他们的想像中，像我这样的人一定是少言寡语，性格内向的人，相反，我还非常年轻、开朗。

　　这恰恰是因一种知识的占有而油然让人生发出的敬重感。要不《诗刊》人说想了解《诗刊》，你必须找刘福春。因为他对诗歌的了解比任何一个《诗刊》编辑都要全面，他手上的版本，也是最全的，包括创刊号等等。

　　《诗刊》的敏锐性是对上

　　《财经时报》：在对《诗刊》的长期关注中，让你感觉《诗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没有觉得《诗刊》作为一家领风气之先的刊物，在商业社会突然有些不那么敏锐了？

　　刘福春：对时代的敏感性，不完全是《诗刊》的一个特点。其实那时候很多刊物都是这样的。诗本身的特点决定《诗刊》要比其他刊物敏感些、快一些。

　　《财经时报》：后来的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下半身(某诗歌流派)写作等，基本上都是从网络上掀起的？

　　刘福春：《诗刊》不能对这些敏感，它是对上边敏感，不是对下边敏感。我觉得这无可非议，因为《诗刊》始终在坚持一个东西。

　　而且《诗刊》不是某一个流派的刊物，它的包容性很大，但也是有局限的。比如“下半身”就绝对不能够包容进去。这是不允许的。而且现在所讲的这些流派，我认为都不像流派。我觉得这一点恰恰是《诗刊》的可贵性，它有它坚持的东西。

　　《财经时报》：在上世纪80年代，《诗刊》展开过朦胧诗等流派的讨论，到90年代后，它更多的是在关注文本，而且这些诗歌也多是关注个人生活和体验，我们也就很难看到影响一个时代的诗歌作品了？

　　刘福春：这不是一个诗歌刊物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学的问题。要求现在像80年代或者五六十年代诗歌那么多、被我们记住，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已经变了。比如过去一部小说被多少人读，《青春之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读过。现在哪有一部小说可以让全中国人去读，这是没有的事。所以说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财经时报》：这些诗歌其实很难让人产生心灵的感动，即或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到了今天，也难有上世纪的感动，可真正的好诗是可以跨越时代的。

　　刘福春： 90年代以后的新诗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另外它又和80年代不同。

　　我一直觉得我们20世纪的诗歌是有问题的诗歌。实际上我们真正记住的那些诗歌现在也已经很难打动我们。唐诗多辉煌，流传到现在也三百首，但是能记住的，能感动我们的又有多少呢？实际上我们20世纪的新诗是赶不上那个年代的。所以它的淘汰是一定的。再过几百年的话，我们的诗歌还能有几首被人记住呢？

　　80年代诗歌辉煌不会再现

　　《财经时报》：与80年代相比，到了90年代诗歌刊物的发行是不是明显有所降低了？

　　刘福春：80年代诗歌的辉煌不会再现了。80年代怀揣一本诗集能够走遍全天下。那时候一本诗集可以引到几万、十万人关注，可以说比现在的畅销书印数还多。

　　70年代末，《诗刊》在工人体育场搞了几场大型的诗歌朗诵活动，整个体育场都爆满。

　　站在今天来看，当初《诗刊》发行那么多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东西可读。这一现象只能出现在那样一个时代，它放在现在就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多少人记住一个名字，现在能有多少人被记住。这个时代可能说是英雄比较难处的时代，或者说是比较短命的时代。

　　《财经时报》：2000年，《诗刊》的下半月刊创刊，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当其他的文学刊物都在萎缩的时候，《诗刊》还能出下半月刊。

　　刘福春：实际上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它真的萎缩了，刊物的发行量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它不能绝对地说明问题。还有中国这么大，如果真的发行量能说明问题的话，那《诗刊》的发行量应该在10万左右。

　　和新诗有关系的纸都要

　　《财经时报》：这么浩大的收藏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福春：实际上我从8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更多的是工作需要。开始系统收集诗集，则是从90年代开始。

　　我手里搜集到的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买的，基本上都是80年代以前的东西，在旧书店、潘家园淘，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另一个是好多朋友送的。老一代，牛汉、谢冕、林莽，我经常去他们那找书。还有就是我和作者有联系，如今我和2000多位作者都有联系。

　　从量上说，或者从诗歌史的了解上，可能不会有人知道的比我多。

　　《财经时报》：你的收藏和其他人的收藏很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投资而你是当作研究工作？

　　刘福春：这里面也有增值，但我不会为了这个，只要是和诗有关的就收集，不分版本、不管你写的如何。有人说我是“和新诗有关系的纸都要”。我是说只要在形式上符合我的标准就全要。

　　《财经时报》：如果纸质出版物消失，到时候你的收藏就更有价值了？

　　除了诗歌版本，可能我收集的手稿、书信价值更大。基本上现当代以来重要诗人的我都有，除了徐志摩、闻一多太珍贵的我没有，其他人的我都有。价值？我们应该怎么看诗人、诗歌，在一个时代或一个文明进程中的价值呢？(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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