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医院走私药调查：医院“自己调查自己”？

　　 珠江医院使用走私药事件的调查思考

　　所谓的“联合调查组”，是由南方医科大学和珠江医院组成的。而南方医科大学又是珠江医院的上级单位。死者家属认为，这种调查可以说是“老子调查儿子”或“自己调查自己”，很难作出公正的结论和处理。

　　在对珠江医院事件为时一年的跟踪采访中，记者发现，对医患纠纷的处理，“谁来仲裁”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难以还原事件真相，而且直接关系到纠纷能否有效化解。

　　医院“自己调查自己”

　　从去年10月至今，针对珠江医院走私药事件，本报刊发的多篇报道引起了社会以及

卫生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同时更多相同遭遇的受害者也不断浮出水面。但是，记者目前仍然不断接到几位已故患儿母亲的电话，在她们的语气中，失望、困惑的成分与日俱增，甚至对记者“要相信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的劝说，她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提出了质疑。

　　去年11月份，走私药事件的当事医生、儿科副主任朱为国，已经受到了据称是广东省对违规医生“最严厉”的处罚，主要是免职、罚款和退还“红包”。在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有关“红包”的情节被着重强调，因此被当地媒体称之为“红包医生事件”。

　　但是，这个结果却被死者家属认为“避重就轻”。在他们看来，收受“红包”只是很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勾结走私药贩，介绍甚至胁迫患儿家属购买没有任何质量保证的走私药，导致患儿死亡，并涉嫌从中牟取不法利益。而这些问题则被刻意回避。

　　死者家属认为，朱为国目前所受到的处罚，只是基于“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而所谓的“联合调查组”，则由南方医科大学和珠江医院组成。而南方医科大学又是珠江医院的上级单位。所以这种调查，只是“老子调查儿子”或者说是“自己调查自己”，很难作出公正的结论和处理。那么，患者家属的这种疑问，有没有道理呢？

　　 患儿家属的疑问

　　两位患儿母亲的四项投诉，“联合调查组”落实了两项：多收骨髓费用和收受“红包”。珠江医院对朱为国的处理，也主要依据于此。而对于另外两项，“联合调查组”认为一项与事实不符，一项尚未查实。

　　与事实不符的是：“因用药不当导致移植手术失败而造成患者死亡”。据称，“联合调查组”组织了四名专家，经讨论一致认为：患者病例适合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时机把握是恰当的；治疗及处置原则是正确的。

　　患者家属认为，朱为国在治疗过程中将质量无保证的假药用于原告，不排除已严重影响了原告身体和导致手术的失败。而纵观该项调查的相关内容，并没有一处涉及用药问题，为何就能得出“因用药不当导致移植手术失败而造成患者死亡”的投诉“与事实不符”呢？

　　尚未查实的是：“勾结不法药商贩卖假药牟取暴利”。据称，调查组“经与朱为国谈话了解”，“他否认收受了药商王华的药品回扣”。并且由于药贩王华尚未找到，利益链中缺乏关键一环，因此牟利问题尚难以认定，药品的真伪仍需查实。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走私药品一律以假药论处。早在本报记者调查之初，朱为国就已经承认走私药品，却在调查组的公文中被描述为“进口药品”，因此朱为国的问题成了“介绍外购药品，违反了学校和医院规定”。因此，患者家属认为，调查组的刻意袒护，使朱为国从违法变通为违反医院规定。此外，目前王华早已落网，后续调查却仍未见进展。

　　尽管如此，广东省卫生厅对“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和处理结果仍然表示支持，但患者家属却表示“决不认可”。并且最终走上了诉讼的途径。

　　医患纠纷谁来仲裁？

　　从珠江医院的事件中我们发现，在这起医患纠纷的处理中，医院及其上级单位掌握着调查和处理权，被裁判一方俨然又成了裁判者。这样如何能获得另外一方的信任？又靠什么来保证裁判的公正性？

　　此外，通过对“联合调查组”调查和处理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这样的调查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样的仲裁得到上级行政部门的首肯后，则又具备了官方的效力。问题又在于，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不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本身就是医院的上级单位。即使卫生行政部门给出肯定，又怎么能保证公正性？

　　据报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4年以来，上交到中华医学会处理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鉴定结果都和地方完全相反。医患纠纷的仲裁者，假如不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而是有着相关利益联系的一方，又怎么能得到另外一方的信任呢？先不管仲裁是否公平公平和中立性都没有，又怎么让人认可这样的仲裁呢？在这种情况下，珠江医院走私药事件中的患者家属最终走上诉讼的道路，也在情理之中。 （编辑：李卫芹）

文章来源：市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