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终结 退房者苦熬10个月获胜

　　他们是房市“击鼓传花”游戏中倒霉的最后接手者。在上海房市五年涨跌的新一轮投资热潮中，他们逢高入市，随后不得不承受房价暴跌带来的重大损失。最高者一月之间房子贬值50万元。

　　这是一起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官司。它涉及的总购房款达1亿元，一方是实力雄厚的开发商，一方是力量弱小的个人。当89个受争议的购房者于2005年12月自发联合提出集体退房诉讼时，质疑和悲观的论调从未远离，尽管他们同样得到了相当力度的舆论支持。

　　在2005年和2006年，无数人的眼睛紧盯向这起“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这或许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典型标本，所有人都盘算着高

房价，而与高房价的斗争至今没有平息。

　　历年的“金九银十”未给房市带来预期的回暖，而在经历了十个月困难坚守后，在中央宏观调控和反腐重拳纵深推进的九月，退房者们最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10月10日下午1点13分，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1069号309室。50来岁的周大军拿着刚刚填好的文件，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不到200米，便是即将与其“恩断义绝”的“水岸蓝桥”楼盘——项目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地处上海西北城郊结合部，原来是一片菜地。2004年8月，“水岸蓝桥”开盘，均价只为六七千元/平方米，年底即涨至9000元/平方米；3个月后，房价飙升到最高点14500元/平方米；但仅隔一个月，房价就跌了20%，随后一路狂跌，现在均价只有约9700元/平方米，“似乎还有继续跌价的可能”。

　　房价从暴涨到骤跌，似乎仅是刹那之间，而对周大军来说，从不舍昼夜排队购房到集体退房，更像是幻梦一场。他站在窗前，甩了甩手上的纸，神情凝重地低声问，就结束了吧？他的妻子坐在旁边，正和林森说话，听到发问，于是抬头瞄了他一眼，抱怨道：“作孽啊。”

　　和自住客周大军一样，投资客林森只需花几分钟在几份文件上签上名字，便能结束长达10个月的退房官司，将同在“水岸蓝桥”的某处房产退还给开发商大华(集团)有限公司。大约15天后，他将拿到扣除部分费用之后的购房款。

　　一旁的杜跃平，喊了喊林森的名字。后者跑过来，笑着问：“杜律师，有事？”

　　每一个退房者签完文件后，都要到杜跃平处确认一下。对于他们来说，刚刚过去的2006年9月，无疑是个令人鼓舞的9月。他们于去年12月提出的集体退房诉讼在这个月终于一审判决胜诉。从9月28日开始，退房手续就在这间房间里正式展开。

　　身为水岸蓝桥89名业主的代理律师，杜跃平——这位跃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也便随之进驻。5个工作日里，已经有六十几个人在解约文件上签好字。杜说，顺利的话，再过半个月，这个“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就将落下帷幕。

　　已经签了字的周大军们，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临时组成的89人退房团——这批“击鼓传花”游戏中倒霉的最后接手者——也将各奔东西。

　　曾经的癫狂

　　周大军说，他还要买房。

　　这是一个退休双职工的家庭，惟一的孩子还在读书。身为当家人，周大军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退房者不同。他需要一套房子，那是他梦想中的家，可是直到2004年12月，他才以903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一套139.13平方米的商品房。

　　当时狂喜的心情一直历历在目。力排几千人而买回的金馍馍，坐落在14楼。签下合同的周大军想了想，还是有一些不满意。他胸前开过手术，那道30厘米长的刀疤至今隐隐作痛。他想把房子换到更低的楼层去，或者换一套电梯房回来。在房价飞涨的2004年底，这个愿望几乎是举手之劳——将还未到手的期房转手卖出去，赚一笔差价便可换一套更理想的房子。

　　周大军的换房计划一直进展顺利，却在2005年3月中下旬突然转了个弯，“一夜之间面目全非”。斯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频频出台，房地产市场气氛凝重，而周围人羡慕的眼神也顿时变成了幸灾乐祸。一开始，周大军没想着去退房。他只想和开发商商量着办——换房，哪怕贴点钱也成。

　　开发商的态度一度暧昧，但2005年9月得知有人起诉后，态度就变了。他们说，换房没门，要么起诉，要么就乖乖住进去。为此，周大军闷坐在家中，琢磨这事。

　　举棋不定的时候，周大军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对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想退房么？”

　　这个打电话的人叫袁国锋，也是“水岸蓝桥”的业主。当时，水岸蓝桥第一期的业主资料被大华集团打包卖给了装潢公司，随后辗转到了袁国锋手中。袁国锋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决定退房，而买房时花的时间更短，只考虑了两天。

　　2005年的整个春节，袁国锋一直在关注上海房价。他看到谢国忠等专家在报上说上海房地产泡沫，但想了想就扔在了脑后。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商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上海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政治支持的意义显而易见。

　　“那个时候真是一天涨一个新高，”袁国锋回忆，“好像大家都在买房，再不买就没了，买房还要排队！”

　　袁说，2005年2月29日，他赶到“水岸蓝桥”看房，在11号和3号之间犹豫不决。一天后再打电话过去，售楼小姐告诉他，11号房被别人买走了。袁国锋一听急了，“再不买真的买不到了”，立马以14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3号楼的房子。

　　然而5天后，中央遏制房价快速上涨的“国八条”等措施就陆续出台，上海整体房价尚在峰顶迟疑摇摆之际，“水岸蓝桥”小区的价格已经迎风而落。4月底，袁国锋发现，“水岸蓝桥”中同等规格同等位置的住房，价格已降至1万元/平方米左右。3月份价值150万元的房子，此时只值100万元，缩水了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袁国锋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屋本来已被划定为拆迁房，按货币化补偿方案，他可拿到50多万元的补偿款，这本是他家庭

理财计划中购房资金的重要来源。房产市场日益萧肃，袁国锋原先的居住小区突然被通知“暂缓拆建”，计划中的补偿款遥遥无期。资金压力徒然增加，他苦着脸说：“每个月8000元的还贷，山一样地压过来。”

　　（编辑：谭捷）

文章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