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幸福在哪里? 幸福指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美国前总统罗伯特·肯尼迪说：“GDP衡量一切，但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这话有点过激，却不无意味。经历多年发展，中国也在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到底是为GDP增长，还是为了幸福的生活？

　　9月1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 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即将推出的幸福指数如何核算？它与GDP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它对中国人未来生活意味着什么？围绕一系列问题，众多媒体热议纷纷。

　　何谓幸福指数

　　《美国科学家》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的强盛与否不应该只看GDP，此外还应注重教育、医疗，以及国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指数。

　　学者们指出，二战后美国生产总值增加了三倍，但是国民生活满意度却没有随之增加，他们认为国民幸福应该是政策制订的主要目标。科技愈进步，人性化的需求愈高，冰冷的数字没有意义，必须加上人性化的解释才能窥见全貌。

　　这个想法最先由不丹所提出。其首相在国会报告时，宣布不丹的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加上幸福指数。这里所谓的国民幸福指数是指，平均国民寿命乘上平均生活满意度。假如加拿大的平均寿命为78.6岁，生活满意度为0.763，那么加拿大的幸福指数就是60。

　　《新华每日电讯》刊载报道称，中国社会调查所从1995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常规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现状的满意程度和幸福程度。其调查指标包括六项综合指标：职业声望、幸福感、家庭生活、安全感、社会保障和社会参与。

　　中国人的幸福状况如何

　　《中华工商时报》援引调查机构盖洛普的数据称，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过去十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按100分为满分，1994年的“幸福指数”为69分；1997年最高，达到71分；十年后2004年的指数却降到了67分。

　　该文章据此认为，中国人的满意度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人们的“幸福指数”并不随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同步改善。我们在注重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创造精神生活，仅用GDP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充分的。其次，国家未来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改善。

　　《北京青年报》刊载报道称，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

　　调查分析认为，财富与幸福并没有绝对联系，经济是感到幸福的重要但不是惟一的主导因素。不过，该报道同时也指出，与“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刚好相反，无论城镇人还是农村人，他们感到不幸福的原因都是——贫穷，分别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都认为贫穷是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另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相比较而言，更多的城镇居民因为住房条件差(39.5%)、家人或亲戚朋友失业(38%)、工作状况不如意(27.2%)而感到不幸福；更多的农村居民因为健康状况(26.9%)、儿女问题(15.5%)、缺乏知识和技能(10.7%)感到不幸福。

　　横向比较方面，《重庆晨报》报道称，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大排名，近日出炉了一份“幸福指数报告”。其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中国排名第31位。非洲国家平均成绩最不理想，包揽了最后10名中的7位，津巴布韦更成为倒数第一。

　　幸福指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新华视点”发布文章指出，在各地相继通过的地方发展规划中，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面孔”正在逐渐退出政府的指标体系，被节能、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新指标取而代之。

　　上海市的规划中共有5大类38项主要量化指标，这些指标被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大类。过去指标体系中最受重视的经济增长率，被归为预期性指标；而事关民生的指标则成为了约束性指标，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上海市发改委有关人士解释说，预期性指标是争取达到，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约束性指标则是在预期性基础上强化政府意图的指标，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

　　怎样提升幸福指数

　　《河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关注人民幸福指数，其实就是对一些地方以前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反思。人民幸福是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公共政策的最终标准。提高人民的整体幸福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目前应重点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的问题。文章提醒说，提高幸福指数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

　　“新华视点”报道称，在经济学家眼中，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各项硬性指标减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健全并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是一个重要转变，反映了以ＧＤＰ为核心的增长方式已不再是“

十一五”期间的主流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要解决政府绩效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考核干部无论用什么指标，都不如“群众是否高兴和满意”这个指标来得实在、有用。

　　（编辑：王彦艳）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