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他们为何不愿自承？

　　有人预测，未来10年，中国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人之多，但有人质疑这是一串泡沫——街上的小妞全变成了格格——

　　走近中国中产阶层

　　·中产者标本：要物质也要精神

　　当代中国对于中产阶层尚无一个明确的定义，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阶层可能更无从定论，但是周先生之所以被当作中产阶层的“活标本”，在分析者看来，可能是因为他的收入、职位、消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符合当前媒体对于中产阶层的期待。

　　“不仅有较好的物质生活，还有丰富的精神文化。他们是社会的减震器，也是一个稳定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张宛丽说。

　　·中产者的心理世界：痛并快乐着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产者们活得也并不轻松。“中产阶层的心理压力很大，很多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心理疾病，需要治疗。但严重的是许多中产者并不知道自己心理上存在疾病，也没有意识到需要心理治疗。如‘过劳死’就是心理压力长时间得不到宣泄的结果。”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有恒产就有恒心，有了不动产需要保护。所以中产者都希望和谐，不希望有大起大落。部分人觉得可以追求生活情调，但不承认有钱，这可能和他们过去发家的背景、自身素质有关，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矛盾很厉害。

　　魏城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

　　两年前，魏城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他向主编申请选题：“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但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中产阶级——受到主编的质疑。主编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有中产阶级吗？半年后，魏城来到《金融时报》，再次向主编申请这个选题。

　　今年5月起，《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中国大陆跑了一个多月，去了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事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在和50多位属于“中产”的白领、金领和杂领做了深入访谈后，魏城得到了完全相反的两种答案。近一半的受访者告诉魏城：我是中产！中产怎么了？另一半的回答则是：我怎么能算中产？“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魏城的另一个感受，是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中产话题”有着超出他预想的热情。

　　魏城发表在中文网上的系列访谈引发热烈讨论。随之而来的，是对“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越大越“不平等”)和“劫富济贫”的热议。在魏城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必然的。

　　“中国基尼系数增长速度已经创了世界纪录，”中国社科院的唐钧引用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在有可比数据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幅是迄今最大的，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不同寻常的。”唐钧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忠告是明智、理性、“里程碑式”的，“(基尼系数)是严重影响中国发展的大问题”。

　　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一些基尼系数专家”在“编故事”、“蓄意说事”，炮制“中国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论”——“基尼系数高一点，会怎样？低一点，又会怎样？危言耸听地制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机，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依据。”

　　5月26日，魏城结束调查回英国的同一天，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其核心思路被总结为六个字：提低、扩中、调高，其中“扩中”即扩大“中间阶层”)。回英国后，魏城常被他的《金融时报》同事问及：调查和发表调查的时机是否有意选择？

　　魏城解释说，“完全巧合”。但他认为，半年来，贫富悬殊问题一直是大众、传媒，甚至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并非巧合。据其观察，“中国的基尼系数确实太大了”，而且，“贫富悬殊已经成了个大问题”。支持其判断的直观观察之一，是中国大城市的各类住宅小区、大院，都有隔绝外界的围墙，都有保安守门，而在新开楼盘的广告上，保安监控系统更是不可或缺、必须一提的内容，富人居住的“高尚小区”，是“散落在普通民居海洋中的封闭式的座座孤岛”，是“现代化的城堡”，而中国富人，则是“缩在现代化城堡里的富人”，“森严的大门和门口的警卫，是中国社会分层的征兆，这无疑对中国的城市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魏城认为，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是‘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没有中产阶级这个缓冲地带、稳定器。魏城承认自己是“基尼系数”、“贫富悬殊”的持续关注者，但他说，“‘基尼系数’、‘贫富悬殊’、‘穷人富人’的讨论，最后都要回到‘中产阶级’的讨论上来。”由此，魏城说自己的调查，是“歪打正着”地选择了一个最合适时机。

　　魏城的看法得到学者赵人伟的支持。因研究收入分配制度而获得过“孙冶方奖”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赵人伟，最近频繁地穿梭于

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研室等高层部门，反复力陈自己的观点。今年73岁的赵人伟希望“决策部门在制定分配制度前，多听取群众声音”，“对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的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进行严厉打击”，“抑制基尼系数”，“壮大中产阶层”。赵人伟的意思，是中国即将开始一个新的分配制度，“而现在的确是讨论‘中产’的时机”。

　　中国式中产

　　魏城老家山东，1986年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后分配到全国人大。1992年，“在下海和留洋潮里”，赴加拿大学习国际关系。他对中产问题的关注，源自其近15年的域外生活和国际关系的学习背景，他在电话里自问自答，“为什么拉美持续动荡？因为他们没有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

　　7月27日。深圳新闻大厦。28岁的深圳海文公司副总经理张辛在了解记者的采访意图后问，“什么叫中产？”张辛2000年大学毕业从青海来深圳，经过6年打拼，现在已经有房、有车，年收入近百万。

　　（编辑：谭捷）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