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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的访谈中，徐平大校还介绍了没有军衔设置时，我军军事交往中的一些“临时授将”的“趣事”以及我军军衔制和西方军衔制的关系。
记者：在我们军队没有军衔的时候，是不是跟其他军队交往很不方便？
徐平：对，从我军的历史来看，在没有实行军衔制的时候，跟外军或者友军交往的
时候确实有些不便，咱们也都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好比说抗日战争结束，当时进驻东北的苏联红军要求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到东北协调两军的工作。咱们当时中共中央派出了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六个人去东北，当时考虑到苏联有军衔，咱们没有军衔，不能说是哪一级，军队的级别互相不好完全对等，这样咱们当时给这六个人都授了衔，而且用中俄两国文字分别打印了任命书，任命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是少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军参加军条部执行小组的代表，也都授了军衔，这个军衔也都是我军给授的。当时周恩来还戴过上将军衔，罗瑞卿、叶剑英戴过中将军衔，也是为了跟国民党和平谈判，当时美方、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三方都各出一个对等的，好比说他们那儿代表是中将，咱们这边也授的是中将。
记者：我们的军衔制度跟西方的军衔是何关系？
徐平：实际上世界大概有80％以上的国家实行的就是西方型军衔，西方型军衔十五六世纪起源于西欧，一般也是叫西欧军衔。另外，军衔本来是一个国际性制度，国际间交往在很多时候是以军衔而不是职务来辨别对方身份地位，因为各国的军队编制级别相差很多，拿职务辨不可行。而军衔是一种国际军事制度，各国都有一个对照关系，如果1988年的时候把上将之上这个军衔叫大将，别的国家就不认为是对等的。
（编辑：盛秀华）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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