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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高考日，在中国式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1000万年轻人走进了考场。与此相对应的数字是，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长22%，但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比去年实际就业减少22%，教育部和发改委说，从二季度开始，总量矛盾将集中显现出来。尽管教育部负责人呼吁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但是可以想象，他们会比我们更紧张地关注着大学生们的成长与变化，并为此不断探讨，试图改善目前紧张的就业形势。
此前不久，我国启动了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从今年开始，计划五年招募十万名大学生服务农村，以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大学生服务西部、服务基层。“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限一般为2-3年，工作期间给予一定的生活、交通补贴，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费用由地方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和中央财政予以支持。
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张柏林表示，“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现实意义”，“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充满勃勃生机和无限希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去，是大有作为的”。
每一代人都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引导高校毕业生进入农村就业，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对于这一代官员而言，并不遥远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实验精神，似乎仍是最有力的变革武器。而当他们描述出这令人鼓舞的方向，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往往被已经发生的历史经验所左右。于是舆论开始急于定义：新知青“上山下乡”再掀热潮。
有人撰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是农民的事情，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也责无旁贷。不了解中国农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就没有资格去谈中国社会。大学生去农村，不仅仅是对自己进行意志品质和思想素质的锻炼，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了解农村和农民，来了解中国社会现状，这样才能找准自己人生的坐标”。
许多人以为，尽管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有过这样那样一些问题，但大多数知识青年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得到了锻炼，农村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品质，增强了他们适应社会、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有益无害。
其实，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知青”概念联系起来，早有人在。2003年初，“为完成知青一代人心系‘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夙愿”，“历来珍重知青特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三位当年的知青代表人物——董加耕、侯隽、邢燕子，在侯隽当年下乡的地方——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镇窦家桥村开始筹建一个“记录一代人情结、凝聚一代人精神、展示一代人风采、鼓舞一代人前进”的“中国知青村”，此举亦使很多人心向往之。
董加耕、侯隽、邢燕子，他们仍在以“光荣”与“苦难”来衡量自己所经历的那场运动。而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一些走出非正常人生状态的老知青们，对那段“磋砣岁月”的咏叹已经逐步演变成“青春无悔”的怀旧、人生资本的炫耀，重返“青春地”的“回归”队伍浩浩荡荡，一种曾被严重异化的思想意识正在作为“精神财富”渗入现代社会，使我们对那场史上最大的人类迁徙运动的认识愈加迷乱。
事实上，当今“三支一扶”行动中的所谓“新知青”，与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老知青”有着本质的区别，规模也相去甚远。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年那项旨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的事业结合起来，在1960年代初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经济性措施，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运动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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