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青年下夕烟

　　-刘小萌/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将以其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载入人类的历史，这中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是一场延续时间最长的运动。它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10年中走向高潮，70年代末才近尾声，足足延续了20年之久。正是在它的浪潮席卷下，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和边疆，这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和 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不寻常的事件。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又是20多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轻。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下放”到“下岗”，就是人生的主旋。回顾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青运动的兴起

　　(1962-1966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62年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而它的缘起，却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这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当局最初树立的知青典型，从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无一例外，都是回乡知识青年。由于进城就业道路越来越狭窄，同时也由于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回乡务农就成了这批青年的必然归宿。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

　　但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后来是指城镇中的初高中毕业生。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就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随即，把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完全转到城市。

　　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为了鼓动更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官方从一开始就把这宣传为一件很光荣的事。为此还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由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下放到农村去的青年，大部分却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城市资本家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属于这种情况的就占70%。其它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

　　60年代初，当血统论思潮抬头之际，官方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理由下，加强了对“黑五类”子弟在高考、就业方面的限制。每名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已根据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一途(请参看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一书，对此问题有集中的披露)。

　　当这些青年的升学、就业之途变得日益狭窄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了他们面前，那就是上山下乡。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政治读物《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书中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才能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大部分知青的父母，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贱民”，而这些知青本人，实际是作为城市“垃圾”被抛到农村去的。可想而知，在“阶级斗争”的口号越来越甚嚣尘上的农村，他们的处境一般都很艰难。返回城市的愿望自然也越来越强烈。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他们得到了宣泄诉求的机会。1966年11月，福建省崇安县某农场知青邱学锋，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向中央要求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这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些地方的场队干部不甘心引火烧身，转而拿软弱可欺的下乡知青开刀。下乡知青返城“造反”风潮随之涌起。不过，大多数知青迫不及待地要求造反，还与他们时时关注的“户口”有关。返城知青集中抨击“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而全国性知青组织羽翼渐丰，又预示着这股破坏性力量益发难以控制。而且，知识青年要户口，要工作，加重了城市经济的压力，也为逐年增加的待业人口提供了决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反面榜样。实际上，有关“造反有理”的号召，是讲给那些奉旨“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听的，至于下乡知青为维护个人权力所进行的抗争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也就不足为奇了。

　　疯狂的年代照样可以编织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由此，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和5月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重要社论，系统阐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突出强调了它在三大革命、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从此，这项旨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的事业结合起来的重大措施，被进一步曲解为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

　　知青运动的高潮

　　(1967-1976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勃然兴起，打断了上山下乡活动的正常进程。11月，河南省郑州市一批中学毕业生抵达西藏高原军垦农场安家落户，北京市900余名知识青年赴山西华北农垦兵团参加农业生产。这成为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活动的尾声。以后将近一年里，动乱迅速波及全国城乡，各级党政机构几近瘫痪，已无法着手知青下乡的动员和组织。

　　1967年秋，北京市的红卫兵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从而拉开了“文革”10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将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1966年夏季，随着“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风暴”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的问题很快凸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

　　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年、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它的头角。

　　真诚的探索者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文革”10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

　　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韧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亲爱的党啊，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6月7日，湖南长沙一中的一个共青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并列举了它的21条罪状。6月10日，北京男四中毕业班的学生也写出一份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他们更加鲜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学生要“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并且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锆，我们打碎的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青年学生的倡议得到了领导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

　　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环节，随之而来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谓“反动的招生路线”，“封、资、修的教学内容”，“束缚学生思想的教学方法”，“冗长的旧学制”均在扫荡之列。

　　1966年下半年，当红卫兵运动正处在“破四旧”、“大串联”的如火如荼阶段时，已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原先考大学、当专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后，更热衷于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他们并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从一踏入中学校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大约在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时，积极开展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尤其是电影《军垦战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给予“老三届”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夺权造反”热火朝天，中学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应该看到，在当时卷入“大串联”的学生中，目的并不相同，有的是热衷于到各处参加运动，“煽风点火”；有的乘机免费旅游，寄情于青山绿水之间；还有一些学生，真诚地想利用这一机会，摸索与工农相结合的途径。

　　探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的兴趣是在乡下从事社会调查，有的则尝试创办像毛泽东青年时代那样的自修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识青年自发组织的湖南共产主义战校将校址设在渔县七里湖农场。战校的《宣言》声称：这是一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抗大和解放军为榜样，面向工农，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新型学校。

　　通过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许多“老三届”学生对17年教育制度产生很大反感，希望尽快投身于农村、边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过程中真正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曾与长期在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初调赴中央工作的陶铸联系到海南岛去。在此前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还有些学生，把“文革”前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成了社会调查对象。如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曾数次到河北省宝抵县(今属天津市)去访问邢燕子和侯隽，并与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有的学生在深入到河北易县等老革命根据地时，对当地的插队知青产生了兴趣，便进行了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还有些学生更直截了当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学生利用“大串联”机会前往新疆，要求留在当地参加军垦；有些学生串联途经某个山乡，便不想再回学校，要求留在那里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如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北京长辛店中学的蔡立坚，就是串联路过山西一个小山村时决心留下务农的。虽然不久就被学校召回，但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涌起之初，她到底还是返回到那里。首批到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也曾有过到该处串联的经历。

　　“飞向草原的雄鹰”

　　在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北京25中学生曲折等人，实际上就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曾想创办红卫兵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后来学习了毛泽东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后，认为：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卫兵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革”爆发，曲折带头成立了全校第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东风”。不久，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校，以期稳定日趋动乱的局势。在各个中学，数目不详的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40余天。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则从天而降。这段起伏跌落的经历无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这的确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呼声。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学生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认识到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曲折等人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自己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尚未发表那段关于必须由贫下中农给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对上山下乡的提法上，侧重的仍是发挥知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不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有的负责人希望知青把毛泽东思想带到牧区去，把所在之处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改造落后的东西，并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将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住长征的考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毛泽东在阐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时，曾将它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9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离京，这场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阶段；第二个阶段，1968年夏到当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在前两个阶段离校的，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的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文革”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一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文革”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文革”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其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北京中学生掀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1200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据当时的《红卫兵报》报道: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计划组和有关省、区的安置办公室派人进行了组织。这表明，当一大批毕业生自愿申请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镀上鲜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国营农场)。这在中国，的确先声夺人。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文革初从中学生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上山下乡运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意味着，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和边疆。

　　知识青年到农村，首先要求他们实现“彻底的农民化”，用当时的官方话语：“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毛泽东把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样，知青上山下乡被当做一场大规模的改造人的运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还被要求参加军事活动、政治活动(首先是“阶级斗争”)。这样，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推进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农村与城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从具体做法上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许多地方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强迫做法，完全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国家不得不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全部浪费。1978年，有人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知青运动的尾声

　　(1977-1980)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即“文革”后阶段(1977-1980)，即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期。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预示着持续10年之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以后三年中，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在这四年中，尽管还有100多万知青并不情愿地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与此同时，却有多达700万以上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回到城市。1980年，新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

　　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既与中国政局的巨变有关，也是知识青年、农民和全社会长期抵制和抗争的结果。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2起历史事件：一起是1979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边境地区成立的军事化国营农场)知青为返城举行的请愿、罢工、绝食运动。一起是198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为返城举行的请愿、罢工、绝食运动。这两场运动，现在被称为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先锋。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被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它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文革”结束后，下乡青年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找不到比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没有住房。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80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年轻学者陈意新，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史的论文，题目就叫作《从下放到下岗》，集中概括了一代知青走过的坎坷人生历程。

　　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在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永远不会痊愈。中国有句古话：“不平则鸣”。20多年来，始终有一些老知青在为自己的基本权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抗争。这中间，影响最大的有80年代中叶留在山西等地的原北京知青为返城进行的请愿上访活动，这场活动几起几落，前后持续数年之久。直至今天，仍旧有一部分北京、上海等地的老知青，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请愿上访。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们的请愿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也是必然的。

　　如今，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轻。但他们在日常交往中，仍往往以“知青”相称。作为一个早已融入社会各阶层的群体，他们之间仍旧保持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

　　千千万万的普通知青，以他们集体的努力，保持了“知青”话题的长久不衰。20多年来，知青个人或集体撰写的以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的小说、回忆录、口述史、图片集、史学著作至少也有几百部。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文革”中知青的坎坷经历，通过不同的形式倾诉了知青强烈的心声。

　　正是通过“知青”的话题，一个被人为扭曲的上山下乡运动史逐步显露出真相；也正是通过“知青”的话题，过去几十年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被永远地定格在历史。

　　如果说上山下乡运动在酿造出诸多严重恶果的同时，也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只有一条：即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一代“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正是通过上山下乡的曲折经历，较早地开始反思，并成为几代中国人中最具独立意志和叛逆精神的一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