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病患者

　　本报记者 吴红缨 实习记者 姚 伟 重庆报道

　　肾内科病房有股淡的血腥气，每周一、三、五下午，王涛来这里透析。全身的血液通过一根细长的塑料管输入透析器，过滤，再重新流回体内，要花去4个小时。

　　他的肾，已丧失了功能。今年1月，王涛被确诊为尿毒症。而现在，用药的副作用—— 高血压，又使他右眼完全失明。

　　透析是王涛维持生命的唯一手段。就像医生说的那样，虽然是不治之症，但它同癌症不同，只要坚持透析，就可能延长生命。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

　　在病倒之前，王涛分别在报社、广告公司和一家网络公司工作过，是个有着体面的工作的白领，但没有一家单位给他办过医疗保险。

　　资料显示，中国66%的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群仅占我国总人口的6%，这使得许多人要艰难面对大病带来的种种危机。

　　在最艰难的几个月，王涛不仅要与病魔斗争，还要在因筹钱而引起的种种悲伤中挣扎。

　　这并不是王涛一个人面临的危机。据重庆市劳动保障局发布的数据，至2006年底，全市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237.7万人，而重庆市总人口有3000万。

　　生病

　　被诊断为尿毒症之后3天，王涛颤抖着迎来33岁。之前，他刚加盟一家知名的网络公司，正踌躇满志准备展开新的人生。再以前，他开过酒吧，做过美编，也曾与朋友合作办过杂志。他的朋友说起他过去的样子，总是两个相同的形容词：高大，帅气。

　　他身边有个交往5年的女友，两人合购了一套住房和一辆轿车。“符合某些人定义的中产阶级标准。”他说。

　　现在，他是一个病人，手臂插着针管，还有多处输血留下的淤青——“彻底被打回原形。”王涛说。

　　尿毒症的治疗方法是换肾或透析，但换肾光手术费就需20万，他们负担不起。透析的费用也不低，通常透析一次约700至800元，一个月12次，费用也上万元，依此计算，一年需12万，10年就是120万。

　　王涛头一个半月透析下来，就用花去三万多。他正在成为家庭的负担，父母是国营企业的普通退休职工，并不富裕，他本人的积蓄也不多。

　　治疗费，主要来自亲戚朋友的捐赠。姐姐在他生日当天，给了他一万元。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捐赠不久就会给他带来深深的伤害。他还和女友一起，卖掉了他们的车，当女友提出要卖楼为他换肾时，他制止了她。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原来的由政府包干，覆盖了所有人群的医疗制度解体。

　　新的医疗保险制度从1994起开始探索，至1998年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该制度要求所有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的日常医疗和“大病”负担一定的保险费。职工个人平均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2%，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8%。

　　但是这项制度仍有许多遗漏——参保主体多具有城市户口，又在正规部门就业的从业人员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国有企业职工，而随着经济所有制的变化兴起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则普遍没有执行。

　　在改革不完善，制度没有健全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在付出代价。

　　王涛治疗的医院，是重庆一家著名三甲医院。该院肾内科主任医生称，他们收治的40多个固定病人中，有40%没有医保，他们大都是有钱的个体户，此外，每个月平均会有二、三十个临时病人，他们都是没有医保的小孩，破产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和进城的农民工。

　　曾经的肾内科医生高科因此告别了医院。1998年，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分到重庆三院的肾内科。“太痛苦了！”他说，“经常遇到没钱而中断医疗的病人，有的病人道一声别，而沉默的人，一语不发地就消失了。他们只能在家等死。”

　　一个年之后，他辞了职。

　　办保

　　王涛终于在1月底办到了医保。

　　申办医保，根据重庆现行的政策，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另一个途径是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统筹，这个险种，是为了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或无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制定，目前主要在重庆主城六区适用。

　　王涛在生病后，成了半个政策专家。像他这样的病人很难找到愿意接纳的单位，所以只能选择灵活就业医保统筹。但这个险种，要在连续缴纳医疗保险费满12个月后才后才能生效。

　　但是，12个月，对于尿毒症这样的病，是残酷和无情的，王涛不敢去想。因为很快，他就经历了生病以来最痛苦的打击。

　　这个痛苦来主要自于姐姐。事业有成的姐姐在朋友圈为他发动捐款，共募到4万多元。她用部分捐款为他支付了前期的治疗费。

　　后来王涛让母亲去找姐姐，希望能拿到捐款余下的钱，姐姐拒绝了，并表示生日给他的1万元，要从这个费用中扣除，理由是，捐款的都是她的朋友，令她背负了巨大的人情债，所欠的情要由她来还。

　　这令王涛不能接受，姐弟从此决裂。

　　解决的方法是获得制度的保障。

　　王涛于今年1月底与女朋友合伙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以公司的名义，他申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个险，在缴纳保费后2个月后可生效。这意味着，从4月份起，他每次透析只需支付六七十元钱。

　　但显然还有许多人不像王涛这样幸运。对于医疗保险发展缓慢，卫生部部长高强日前曾表示，政府投入的缺失是造成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是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的主要问题。市场化，商业化改革后，一方面是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左右，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它使得医院存在逐利倾向。

　　以后

　　获得医保后，王涛平静了许多。持续的透析，他浮肿消失，精神开始好转，以前到医院要妈妈陪，现在一个人乘车去，一个人回家。

　　4月份，他从和女友

同居的房子里搬了出来，与父母住到一起。房子当初两人合买，女友出了大部分。他搬出后，女友给了他一些钱。他们的车也以5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王涛拿了2万元。

　　肾内科的一位姓许的医生解释说，对于医保病人来说，花费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透析瓶，几百元一个，它本是一次性的，属自费，但考虑到王涛这样病人的实际情况，一般要用四五次才换。此外，这个病有一些并发症，病人需为此另外购药，但一些昂贵的新药则不在报销之列。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在日前表示，到2010年，我国所有城镇居民将全部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呼声颇高的全民医保问题，也已经成为政府医保改革的远期目标。

　　但在高强看来，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是行不通的——“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做不起来”。

　　比较受赞同的方案则是分层次的卫生体系，即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整合政府资源的社会资源，建立包括高端、中端和低端在内的多层面的卫生体系。

　　王涛病床对面一个姓谭的病友，是电力系统的职工，他也在33岁被查出患尿毒症，换过肾，因排异严重，又手术取出，继续透析。他基本不操心费用，不仅有基本医保，单位还为职工办有补充医疗保险及各种医疗补贴。谭离了婚，妻子带走了6岁的孩子，但身后的物质保障，使他有安稳而优雅的神情。

　　(文中患者王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