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哥萨克

　　金雁/文

　　熟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人，对“哥萨克”这个名词都不会陌生，它能让人联想到呼啸的战马、锋利的弯刀、迎风飘扬的黑色披风，伴随着“乌拉”的呼喊声砍瓜切菜一般冲向敌人的骑兵，他们具有桀骜不驯，天性自由的反抗精神，豪迈英勇，粗犷强悍，身经百战，嗜酒如命，是令人向往的充满异国风情的英雄，但同时又是令人恐怖的刽子手，是沙皇镇压 革命的帮凶，他们用马鞭抽打游行的学生、驱散反抗沙皇的人群，双手沾满了游行请愿的群众鲜血。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中国人熟悉的关于哥萨克的小说有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肖洛霍夫的《静静地顿河》、绥拉莫维奇的《铁流》、巴别尔的《骑兵军》，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还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火与剑》等等，以及列宾的名画“查波罗什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的回信”，这些作品都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强悍的马上部落”。有人说俄国的哥萨克就如同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浪人、中国的侠客一般，其实这些比喻都不太恰当。骑士是中世纪欧洲的没有继承权的人的一个封号，日本的武士是隶属于领主的家丁门客，而中国的侠客只是赋予了太多文学想象的统称，现实中并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俄罗斯的哥萨克却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文化群体，它在今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存在了大约500年的历史。

　　俄罗斯“盲流”

　　“哥萨克(Казак)”一词来自突厥语，是俄国的民间文学中的“绿林好汉”，很多书上都解释说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盲流”。15-17世纪在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逐渐聚集成群，受西南部草原地带突厥民族的影响，养成了一种善骑射不受管束的有独特文化的认同关系，大量的逃农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带，沙皇在迅速扩张过程中对南部草原只有名义的权利，由于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亦农亦兵，长期处于半军事状态。东欧平原山少，哥萨克多是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顿河哥萨克、伏尔加河哥萨克、乌拉尔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外贝加尔哥萨克、库班哥萨克等。沙皇政权自然了解这种半军事体制的自由人集结数量巨大对国家的危险，但因一时间鞭长莫及而无可奈何。由于沙俄的地理环境因素，加之人口稀少，中央政权的管辖能力有限，不像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完全融化和并吞掉社会的异己力量，这些因素都使哥萨克逐渐壮大。同时统治者也需要这些勇敢、武装、善于战斗的人来防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通过草原的商队经常受到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击，因此就需要军事方面的保护，只好借助其英勇善战为帝国戍边征战，早期欧俄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些“草莽英雄”一般采取怀柔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便形成了一个叫“哥萨克”的特殊人群。

　　它们的组织形式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体，他们建筑一种特殊的营地叫“塞契”(有人译为“营地”)，由土围子、堑壕、原木围墙和带有射击孔的塔楼组成，营地定期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其中以乌克兰的扎波罗什哥萨克最为有名。他们聚居于第聂伯河中游的激流险滩段，形成著名的“札波罗什营地(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札波罗什即激流之意)”。这是一种独立的军事自治流动组织，大部分居民依靠战利品为生，一部分人从事渔猎、养蜂和狩猎，只有小部分已婚年长的人务农。但从17世纪起，哥萨克在草原占地从事农业生产已逐渐常规化，以自治的村社组织来耕种“什一税田地”，即1/10用于军事哥萨克的粮饷，组成自备武装的轻骑兵(以顿河马、弯刀和长矛为主要装备)，到自己地盘以外地方抢劫、尤其是在河滩地段抢劫船队是他们的保留节目，到了冬季商队减少就会到德涅波河、伏尔加河等的沿岸城市出售猎物或做短工，他们也常常袭击黑海沿岸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通过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并由这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战时统领军队、平时行使行政管理。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地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国本土和周边国家盛行的农奴制和官僚制也十分抵触。

　　最先是波兰人开始利用哥萨克武装人员，他们用登记造册的方式来实行掌控，未经登记的人被认为是非法的，1625年在册的哥萨克是6000人，这些人受招安归顺以后成为领有封地的哥萨克上层(他们有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农奴)，它的数量增加很快，1649年是4万人，1654年是6万人，于是在哥萨克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后来俄国统治者也效法“册封哥萨克”，赐予哥萨克上层人士爵位和土地，承认其自治权力和藩属地位，基本上不干涉哥萨克的内部管理，有时出于统治策略的需要甚至增加他们的人数，把流放的犯人、政治犯和遭贬的人物，例如判处死刑的大贵族家臣等等发配这些地区。17世纪在俄国南部形成一条宏大的军事防御体系，绵延数百公里，主要靠“前哨所”和“哥萨克村(塞契)”的军事力量来服役。政府只是尽可能设法不让这些人回到莫斯科以东的内地来。俄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06-1607的鲍洛特尼科夫起义、1667-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和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都是以哥萨克为主力的。1654年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求助于俄罗斯，当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又经过80年的磨合期，到1722年沙俄废除哥萨克人的盖特曼自治，乌克兰总督鲁缅采夫把10个哥萨克军团改编为俄军的10个正规骑兵团。

　　“有奶便是娘”

　　哥萨克人具有打家劫舍的“绿林思想”和“有奶便是娘”的“傍大户”风格。在河滩地段打劫过往商船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哪一边的统治者剿灭力度加大就去投靠其他的统治者，尤其是黑海和里海靠近出海口的哥萨克，在俄罗斯境内作案如果受到官兵的追杀就去为土耳其苏丹和波斯大汗服务。

　　哥萨克朝秦暮楚的“骑墙”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成员多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有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和波罗的海人，大都是不堪忍受本国政府的压迫才逃到管制力量薄弱的“三不管”地区，借助外力抗击宗主国是哥萨克的老传统，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哥萨克，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政治认同模糊，游离于几大政治势力之间，17-18世纪在几个政治势力的夹缝中生存，拉甲打乙、联乙攻丙，曾经与土耳其苏丹结盟、向克里木的鞑靼汗示好，也曾投入过波兰王国的怀抱，忽而又效力于莫斯科的政府，出尔反尔不足为奇。而波兰、俄国、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哥萨克来打击国外势力的，但本身对他们又极不信任。

　　哥萨克自身的历史十分复杂，哥萨克各集团之间、长老和军事统领之间、农奴和哥萨克之间、哥萨克和政府之间、哥萨克与支持其力量的外国势力之间都存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驯服于某个政权，但是又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哥萨克的生存哲学便是游离于夹缝和边缘，尽可能的保持自己的自由度。在扎波罗什的哥萨克中就一直存在着“亲莫斯科派”与“反莫斯科派”，这两派根据沙皇的打拉力度此消彼长，而沙皇对他们的忠诚程度历来是不抱希望的，彼得一世就说过，乌克兰哥萨克所有的盖特曼(一共有17位)，除了赫梅尔尼茨基和斯科罗帕茨基以外，其余的都是变节者。但是历代沙皇都明白，对这批桀骜不驯的人安抚政策比镇压更有利。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人，可能都会记得，主人翁格里高利像候鸟一样一会儿参加红军，一会儿投靠白军，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到底信奉什么价值观？其实这一方面说明他信奉哥萨克自治思想，反对外人染指他们“自由的土地”，另外也表现出典型的哥萨克“有奶便是娘”的一贯风格。所以沙俄时代哥萨克被利用作为镇压人民运动的工具。

　　犹太人的天敌

　　哥萨克是犹太人的天敌：长期以来哥萨克一直与犹太人势不两立，他们同是缺乏国家认同没有归属感的流浪群体，但是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却有很大的差异和对立，有人说哥萨克和犹太人对立就像“斯巴达和雅典人一样”。20世纪初俄国的犹太人和哥萨克人数大体相当，犹太人有530万，哥萨克约44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3%和2%，都是少数群体。但是生活习性、价值观念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犹太人强调读书做生意，有迫切的生存危机感，聚敛钱财，重视教育，犹太人把这种文化传统变成一种趋利性的商业资源，孩子们需要及早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以期早早的出人头地；而崇尚尚武精神的哥萨克恰恰相反，他们蔑视财富、不重视教育、强调平等，习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过着一种豪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强盗生活。以第聂伯河为界的右岸乌克兰基本上是以波兰人为农奴主乌克兰人为农奴的大庄园，左岸是哥萨克自治塞契，哥萨克的不事耕作劫掠成性决定了他们经常骚扰右岸，而波兰人自己并不经营土地，全是雇佣犹太人作为管家来管理农奴，于是形成乌克兰人哥萨克十分痛恨犹太人。哥萨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有新加入者补充的集体，而且来者不论出身民族，但惟独坚决排斥犹太人，而犹太人对劫掠成性的哥萨克也是惟恐躲之不及，不会去染指这个群体。

　　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人在东欧各国从事当地人所不屑的商业、银行、管家等行业，长期的积累使犹太人具有经商才能与意识。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不允许教徒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所以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大都是犹太人，也大都比较富有。在这个行当的当地居民自然竞争不过他们，在乌克兰人和俄国人看来，犹太人从事的都不是“正业”，是坑蒙拐骗之术，是一个让人藐视的食利阶层，而犹太人又不掌握权力，政治地位低，处在统治者的打压之下。因此长期以来犹太人成为一个集体泄愤的对象，民间的反犹情绪经久不衰。在俄罗斯传统中经商历来就不被视为正途，而犹太人从来都被视为在道德上、精神上和政治上非俄罗斯的异族，又被认为是万恶之源。由此产生强烈的反犹排犹情绪。在很多欧洲国家犹太人往往是多数群体攻击的对象，俄罗斯也不例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充当急先锋的却是另一个与他们人数相当的少数群体——哥萨克。

　　17世纪中叶，在波兰和俄国第一次爆发沙皇主导、哥萨克充当急先锋的屠犹活动，在这次扫荡中有数万犹太人被杀，对哥萨克来说，屠犹既过瘾又有斩获。此后哥萨克的屠犹从未停止过，排犹不仅出现在沙皇颁布的法令中，而且化作一种极端的情绪在民间蔓延，1903-1906年，第二轮屠犹在波兰、乌克兰、俄国展开。1905年遇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曾下达屠犹令，放纵其哥萨克骑兵在犹太人生活区烧杀掠抢。在沙皇政府命令下，屠犹成了哥萨克发挥本性和专长的“业务”，在这次屠杀中有上万犹太人被打致残，数千人毙命。1918年-1920年是第三次屠犹，又有大约十万人在乌克兰的俄国国内战争(今天乌克兰人称为“乌克兰独立战争”)和苏波战争中被无辜杀害，无论是苏俄哥萨克的红色骑兵，还是争取独立的哥萨克“乌克兰人民军”，都从没有停止对犹太人的暴行和杀戮。

　　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就是以一个在哥萨克骑兵中生活了七年的犹太人参加“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骑兵作战”——苏波战争的体验，鲜活地描写了这一战争时期哥萨克骑兵的故事。他把哥萨克对犹太人的仇恨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把这个团队的嗜血野性真实地反映出来，为此曾经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军长布琼尼元帅，布琼尼指责巴别尔诬蔑纪律严明的红军，把他们描写成一群“以冷兵器杀人为乐”的土匪。是1928年回国观光的高尔基仗义执言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巴别尔，“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我从未见过如此鲜明和生动地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当时斯大林正在全力发起一场争取高尔基回国定居的运动，整个文学界像高山仰止一样崇拜高尔基，在这种背景下，从未把巴别尔放在眼里的布琼尼却不敢得罪高尔基，只能忿忿不已。但高尔基去世后，失去保护的巴别尔很快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活动”，1940年1月被专政机构秘密处决。

　　在“非哥萨克化”中消亡

　　在冷兵器时代的哥萨克骑兵以其速度快、机动性强、杀伤力大、骁勇善战的轮番攻击威震欧洲，欧洲国家也常招募哥萨克作为雇佣军。哥萨克参加了从18世纪到苏联

二战中所有的战役。有人说他们是欧俄草原上最具有草莽风格的经典骑兵。他们的骑兵铁蹄是与沙俄向外扩张的步伐同步飞扬的，多次为俄国开拓疆土立下赫赫战功。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俄国大约组建了30万人的11支哥萨克军团。但是由于现代化武器的投入，骑兵注定将成为被淘汰的兵种，并没有像此前的战争一样有骄人的战绩。十月革命后的内战中，哥萨克分属两个阵营，布琼尼、铁木辛哥的红军第一骑兵军所向披靡。苏波战争时期曾经在空中俯瞰过这支部队的美国飞行员有这样的描述：“骑兵每行八人八骑，有的头戴圆筒卷毛高帽，有的身披黑色大氅，他们背上斜挎步枪，腰间悬挂马刀，在尘土中浩浩荡荡前进，数万匹马纵横驰骋、数万把刀交错挥舞，这场景极其令人震撼，成为骑兵战史上最壮烈的一幕。”据统计，从1918-1920年有100万哥萨克阵亡。

　　内战结束以后，苏联采取“胡萝卜+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延续哥萨克自治的政策，允许他们自主选举苏维埃，成立哥萨克军人会议，一方面加大其削藩力度，实行“非哥萨克化”，随后打压的力量逐步加大，对不服从者就从肉体上消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哥萨克暴动，曾一度导致红军失利，放弃了聂伯河左岸地区。后来苏俄南方战线派出大规模正规军镇压， 20-30年代在苏维埃政府的彻底剿灭下，哥萨克力量日渐衰落。大批哥萨克逃亡者涌入捷克等国。以后苏俄又通过移民、掺沙子，最终使这保持了几百年的特殊群体融化在普通百姓当中。这才结束了哥萨克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军队开始也曾以保留了哥萨克特点的骑兵再次披挂上阵，但已是强弩之末，在现代的立体机械化战争中，延续了400年的昔日的辉煌不再，铁木辛哥式的哥萨克将领很快也为朱可夫式的现代军事家取代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