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娟/文
严歌苓女士的小说，一直以来是我比较注意的。在我看来，严歌苓与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写《金锁记》的张爱玲，写《无字》的张洁，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她们的写作姿态仿佛天然就是女性的，似乎没有或较少浸渍男性文化的汤汤水水，都有一种“浑不吝”的或者叫做“独立自足”的精神品质——这种清清伶伶的品质非常珍稀，我猜想，大
概是母系氏族时代精神的悠远回声。
在严歌苓的新作《第九个寡妇》中，主人公——寡妇王葡萄就是这么一位打着母系氏族精神印记的人物。寡妇，失去男人，无所依傍，却独立自足。王葡萄仿佛不知天下有“愁”字，14岁那年从鬼子刺刀底下领回了小丈夫；20多岁的时候从死人堆里救回了公公并且藏了他20多年，躲过了天灾与人祸——各种名目的运动；她这一辈子活得可谓艰难辛苦甚至惊险，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她从不嗟伤自己的命运，她没有那个闲工夫，她只顾忙乎着她的生活，并救助了一个又一个进入她的生活范围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她的公公本是个能人，在十里八乡活得风生水起，却强不过时势，这个强悍的男人不得不在王葡萄的红薯窖里一躲几十年。少勇，这个为了进步而向组织表态，要求枪毙“恶霸”父亲的人，在王葡萄与他亦兄亦夫亦情人亦路人的远远近近的关系中，良心得到了救赎。春喜，这个“机灵”“精明”的农村基层干部，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并迎合了大炼钢铁、浮夸风，在王葡萄朴实而顽强的对抗中，他终于没有完全失却内心深处的良善。作家“反党老朴”，在他载沉载浮的人生遭际中，发现了王葡萄这个奇特人物，从而发现了来自民间的、可以立身安命的深厚底蕴。总之，在与男人的关系中，王葡萄始终是强的，温暖的，母性的。
我注意到最近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严歌苓曾坦言，她的女主角都“比较健壮，男人都是有弱点的”。但是她“写得比较宽容”。的确，与那些比比皆是的、声嘶力竭地与男人对抗、争高下的女权主义作家不同，严歌苓的女主角焕发出的母性的光晕，温暖地包容了男人的弱点，轻轻松松地超越了两性间的对抗，上升到母系氏族女酋长似的地位——评论家陈思和称之为“民间地母”，也是这个意思。在同次采访中，这位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女作家还特意用了英文来定义她的女性的“性感”，不是sexy，而是sexuality——一种天生存在却不自知、不自炫，更不“媚男”的女性的本能。可以说，严歌苓的女性观在她小说女主人公王葡萄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但显然，严歌苓不只满足于她的女性观的表达。越来越多的读者读罢《第九个寡妇》都觉察到作家对于历史中的女人与女人眼中的历史的深层思考。
王葡萄的生活跨度，从抗日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这期间，战争、革命、肃反、大跃进浮夸风、大炼钢铁、“文革”、上山下乡，历史的动荡在这个时段尤为激烈。无论何时，农妇王葡萄都是历史被动的承受者。她承受历史的苦难却不懂、也不追问历史的究竟。外面打仗，不论是小日本，“国军”，还是共产党的军队，王葡萄从门缝看去，只看到了很多腿。王葡萄的生存从来不涉及形而上的内容，也缺乏意识形态的各种理念。她懵懂无知，被动承受，天灾人祸当前，她只有“躲”。这完全符合女人从来在中国历史的底层与边缘的基本事实。这种生存状态，从另一个角度看去，王葡萄的“躲”却也躲过了历史翻云覆雨、白云苍狗的弄人造化，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兀自不变的只有她王葡萄，不被迷惑，不被淘染，不入局，从而保持了人心本性。王葡萄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乱世中芸芸众生相；王葡萄是最初也是最后的诚朴良善，让迷失的人回归。“礼失求诸野”，抑或可以求之于女人。
对女人寄予厚望，从来不只是严歌苓一类女作家的一厢情愿；回顾中外古今，男作家也时常将女人提升到女神的高度。屈原的美人芳草，歌德的甘泪卿，劳伦斯的“儿子的情人们”，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无论是女人的情感还是肉体，都一度成为沉沦中的男人、文化甚至民族的救赎女神。我们知道种种历史观，从神创世纪，英雄史观，到人(主要是男人)创造历史，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现在，严歌苓等中外作家告诉我们，女人参与历史的创造是怎样一种情形。只是不知道历史学家以为如何。
在小说结尾，严歌苓终难压抑提升女人的冲动，通过孙二大讲述寻找救世的本家祖奶奶的家族传说，将王葡萄一举封神。于是作为读者的我们释然——首先，一路阅读，看王葡萄历尽苦难、救人水火，到最后看她终成正果，当然有快感；其次，更重要的是，尽管严歌苓绘影涂形的写作功力将人物故事讲诉得非常真实，然而掩卷思之，以王葡萄一介愚钝农妇，单凭了本能良知与顽强，在一次又一次凶险与磨难的袭击下，面不改色，沉着应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生中没什么可以难倒她，她本身已是一个传奇。与她相比，那些被时代大潮拍打、淘洗的人们，不论男女，不论是陶米儿、蔡琥珀，还是少勇、春喜……倒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形。所以，王葡萄最后的“封神”，是作者承认了这个人物的虚构性，却淋漓尽致地张扬了这个人物所蕴涵的精神元气，从而，分寸恰当地为小说中贯穿的小说家严歌苓的历史观标示出浪漫主义的注脚。套用一个古老句型，那就是历史的归历史，小说的归小说。
小说家严歌苓并不将《第九个寡妇》当作中国现代史的论文专著，但是她这部小说超长的历史跨度和不放过任何一次战争、革命、运动的写作野心，已然招惹了评论家关注于小说家笔下的历史，他们津津乐道于举重若轻、以巧破了千钧。但我怀疑，以小说家的“轻巧”和农妇王葡萄的一生，能否担得起解读中国现代历史的一切沉重诡谲的重任？还是饶了严歌苓和王葡萄吧。
在这部小说里，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是结构王葡萄的故事的经线，这种结构方式让我想起了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片中的阿甘一生“傻”跑，浑然不觉中跑过了美国历史一个个重要时刻，见证了美国历史，成就了个人的光荣与梦想。这异曲同工的戏剧结构，又让我猛然想起严歌苓本人就是一位成功的编剧。
好莱坞的戏剧模式都有一个好看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传记片都带有传奇性，而结尾一定大团圆。这些要素，《第九个寡妇》都具备。因此，这部小说同样好读好看。前些年，中国小说界在遍玩技术、搞先锋艺术实验之后有过一次反拨，提倡“好看的小说”。严歌苓的小说可以说是“好看的”，难能可贵的是，在好看的好莱坞模式里，严歌苓没有忘记作为严肃小说家对于历史的责任。
严歌苓小说的好，说到底，与天下所有小说的好是一样的。她写活了人物。旅美作家严歌苓与农妇王葡萄的距离多么遥远，然而她创造的这个人物却生气贯注，活灵活现。她写人物的形与神，写出了性格与底蕴 ；她写人物之间的关系，写人在历史中的命运，那种体贴入微的细腻与结构故事的自然天成，在显示了小说家严歌苓的写作功力。
如果硬是要挑《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的毛病，那还是因为将严歌苓放在丁玲、张爱玲、张洁这个写作序列来严格要求。那就是，对于讨巧的好莱坞模式的娴熟应用以及能于无中生有的笔力——这一类“轻巧”技艺，不要妨害了作家诚心诚意地对于人性与世道作顽强探索。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