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之家：疾病摧毁住房梦

　　租房——奋斗——买房、　入户——患病——卖房——租房——挣扎，一个白领家庭生活的真实记录

　　●多年打拼，倾其所有购得新房

　　●一场疾病，幸福生活突然终结

　　●四年一梦，一切似乎又回到从前

　　多年以前，杨明新、刘晓艳和跟他们有类似背景的人一起，被称作外来广州的“打工仔”、“打工妹”；跨入21世纪，经过个人奋斗，他们成了令人艳羡的白领，他们倾其所有在番禺大石镇一个知名社区购买了商品房，喜结连理。因为买房，他们拥有了广州户口，奋斗多年，终于被这个大城市接纳了。

　　2003年底，丈夫杨明新患脑垂体腺体肿瘤，这个原本光鲜温馨的白领家庭迅速坠入崩溃边缘。2006年5月8日，负债累累的他们不得已卖掉房子治病，不久将重返出租屋，像从前一样，苦苦寻觅在这个社会里上升的阶梯。短短的4年，凝聚了一个白领之家的努力挣扎，以及梦想的破碎。

　　四年轮回　天上人间

　　已经负债6万多元的他们没法再向亲戚朋友开口，只能卖房子救命

　　“4年前的5月8日，我们是买房；今年5月8日，我们签下合约，卖了房。”

　　2006年5月13日晚9时多，丈夫杨明新刚从河南老家乘火车回来，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刘晓艳试图控制情绪，眼泪还是忍不住流淌出来。她说，4年经历的事情，就像是一场梦，一个他们束手无策的轮回。

　　刘晓艳的家是66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客厅铺着洁白的瓷砖，墙边摆着绿色的盆栽，主卧除了一幅婚纱照几乎再无其他装饰，小卧室里摆着双层母婴床，床上还有一些色泽鲜艳的玩具，那是如今远在湖南农村老家的女儿苗苗以前玩的。

　　他们是在今年4月底找中介公司放的盘。“五一”期间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前前后后独自面对20多个买家，刘晓艳每次都心如刀割，价钱也很难谈拢。毕竟住了4年、还差不到9万元就能供完的新房，到底还是舍不得拱手让人。而且他们知道房子的升值潜力：年底地铁三号线开通、新光快线马上建成，加上还可以改造利用的楼顶，如等到年底再卖至少可以比现在多收入七八万元。

　　丈夫杨明新的病不能不治，女儿和母亲又遭遇飞来横祸，已经负债6万多元的他们没法再向亲戚朋友开口，只能卖房子救命。想到黄金周后就很少有人看房了，她忍痛在5月8日签了售房协议书。

　　当晚，刘晓艳彻夜未眠。4年前的一幕潮水一般冲击着她的脑海。

　　——2002年5月8日，刘晓艳一家从石牌东狭小昏暗的出租房搬进了番禺大石镇宽敞明亮的新家。搬家公司的货车上，大大小小的家当中间，挤坐着30岁的杨明新、27岁的刘晓艳和她年迈的父母。杨明新嗅到充斥在周围的搬家工人们的汗味——这些年在广州打拼无比熟悉的味道。他并不留恋这味道，他觉得自己正在加速奔向一个新的世界，遥远的番禺，不仅有他的新家，还有他们崭新的生活未来。

　　小区的环境很好，空气清新，非常安静，处处是绿树鲜花，一条人造小河横贯小区，上面还有吱呀作响的木桥。

　　当晚，一家四口在新家里把酒言欢，憧憬着新生活的开始。杨明新还记得当时在心中勾画的蓝图：“我们终于安了一个家，就像鸟儿有了一个窝；我们要去办结婚手续，这就是我们的新居；我们要有一个孩子，我们爱情的结晶；我们要共同做一份事业，我们会有更好的生活。”

　　艰苦打拼　柳暗花明

　　凭借自己的努力，她从打工妹一直做到了番禺区区域经理

　　杨明新原籍河南南阳，1997年5月来到广州，最开始在一家小型市场服务公司做市场推广的业务员，他拿到的第一份薪水是1500元。2001年来到广州一家大型广告公司，担任客户经理的他月薪为4000多元。

　　刘晓艳原籍湖南邵阳，1993年9月来到广东。那时她本该在高中一年级的课堂里继续自己的学业，但是贫寒的家庭已经交不起她的学费了。作为家中的老大，她只身来到广东打工。

　　最开始她在东莞一家台湾人开的鞋厂里做工，月薪只有1000元。没做多久她就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歧视，在保安眼皮底下跳窗而逃。

　　随后她在一家香港人的制衣厂里任职总经理助理，本来有一次调往香港工作的机会，却因为不会英语最终没能成行，这件事深深伤到了她的自尊。最终她选择离开，上学深造的念头也又一次萌生出来。

　　1995年，她来到广州市，在一个小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举目无亲的她住过立交桥底，住过华南师范大学里8元一天的“又一村”地下室，早年的艰辛落下了如今风湿的病根。辗转几次，她最终在1999年底进入联通黄页信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凭借自己的努力一直做到了番禺区区域经理，管理着十多个手下，招人培训都是她一手操办，这时她的月薪到了6000多元。

　　生活渐趋稳定的她终于在这期间圆了上学的梦。通过成人高考她重新回到课堂，并于2003年7月拿到了暨南大学夜大的市场营销大专文凭。

　　爱情的收获此时也不期而至。1999年11月，在同一座写字楼上班日久生情的杨明新和刘晓艳，最终坠入爱河。那时杨明新住在同德围鹅掌坦的出租屋中，刘晓艳住在石牌村，在广州独自打拼多年的两个人，终于有了互相的依靠。

　　2002年2月，迁新居、结婚，然后便期盼新生。

　　两次流产　工作受挫

　　买房之后，全家只有杨明新4000元左右的月薪，生活日渐拮据

　　然而在生孩子的问题上，他们开始遇到挫折。

　　2002年3月，刘晓艳第一次不幸流产。当时她白天要工作，晚上要上课，还要照顾体弱的母亲。流产之后，她觉得再没有力气这样满负荷地运转下去，和丈夫商量之后，她辞掉了工作。当时只想着一心拿到学位，对于工作，他们都不觉得担心，觉得可以继续再找。

　　2002年5月，他们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在番禺买下了自己的新居。总价24.9万元，首付9.5万元，月供800余元，开始计划供20年。后来在2002年底和2003年提前还款两次，总计5万元，目前的月供已经降到了500多元。

　　买房之后，全家只有杨明新4000元左右的月薪，生活日渐拮据。刘晓艳开始有些后悔买房用掉了所有的积蓄，开始隐隐担心此时这个变得脆弱的家。她开始寻找新的工作，然而继续找工作的路并不平坦。

　　2002年5月，她加盟了一家连锁洗衣店，做了一系列前期筹备工作，其间那家洗衣连锁公司每月还给她3000元的薪水。但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筹备工作一完成，店内工作转入正轨，这家连锁公司就另外找人顶替了她。当年10月，她无奈退出。

　　2003年12月，刘晓艳在小区边上某村村民的出租屋里开了一家美发店，10多平方米，请了两三个人帮忙，连

装修、购买设备一共投入了7000余元。出租屋租金便宜很多，但客流也少，吸引不了高消费的客人，每月盈利不过200元，自己纯粹是白干。2004年5月，操劳的刘晓艳再一次流产。当年年底，美发店终于经营不下去，以3800元转让了出去。

　　病魔突袭　祸不单行

　　虽然他在单位有

医疗保险，但手术和用药的很多费用根本不能报销

　　这一年，病魔降临到杨明新头上。

　　2003年，杨明新的视力在半年内急速下滑，看东西的视野越来越窄。短短半年，他的视力从1.5下降至0.03，连近在眼前的妻子也认不出了。除了视力下降外，杨明新还经常感到头痛，呼吸困难，情绪出现极大的波动。2004年12月，他由于视力急剧下降去中山三院神经外科检查，核磁共振检测的结果是：脑垂体腺体瘤，直径达到了6厘米左右，症状非常罕见。据悉，这种病是可以治好的，但需花费大笔钱。

　　杨明新用“五雷轰顶”形容自己当时的震惊，同时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么大的病，对这个新生家庭的打击肯定会沉重而深远。2005年3月，他接受了手术并住院1个月，总计花费4万余元，借债2万余元。

　　那时，流产两次的妻子已经又有了两个月的身孕，还要每天来回奔波照顾丈夫，经常挺着肚子一个人挤公交车。随着腹中的孩子一天一天成长，她打算回湖南老家生产，这样可以比呆在广州省下很多钱。她又不能回到故乡的老屋，那里缺医少药，不能保证孩子的平安。最后她一个人在湖南邵阳租房住了下来，房子在城中村里，月租只要100元，每天只有早晚的几个小时能照进阳光。怀孕的最后几个月正值酷暑，坚硬的床像是一块烧红的铁板，躺在床上，她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

　　从那时起，她坚持给腹中的孩子记日记，每天都在日记中鼓励孩子：你要坚强，一定要好好的生下来。2005年9月，女儿平安降生。

　　由于杨明新的肿瘤位置复杂，一次手术不能完全切除，今年2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总计花费5万余元，这次的钱则全部是跟亲戚朋友借的。而今年8月前后还有手术后的电疗，预计又要花费数万元。如果再要借钱，根本借不动了，刘晓艳无奈地说。

　　虽然他在单位有医疗保险，但是实际上帮助并不大。只有在医保用药范围之内的药品才能够报销，但脑垂体肿瘤这么大的手术，无论是手术用药，还有后期康复用药，基本上都是昂贵的进口药品，根本不能报销。

　　杨明新估计了一下，如果之前购买了商业保险或能报销80%以上的费用，那样的话现在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但是没有后悔药吃的，谁都想不到看着好好的会生这么大的病。现在才明白什么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今年3月20日，杨明新第二次手术后出院，刘晓艳准备把孩子和母亲先送回老家，然后可安心照顾丈夫。就在杨明新出院的第二天下午3时30分左右，刘晓艳和老人、孩子乘坐新穗巴士有限公司的234路公交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公交车开到天河立交路口时，司机因避让一辆突然出现的人力三轮车踩了急刹车，坐在后排最高位置上的母亲和女儿因惯性滚落在地，一老一小都仰面朝天摔倒，后脑着地，诊断报告指出孩子有脑积水及轻度脑萎缩的危险，老母亲多处软组织损伤。

　　交警认定公交车司机负全部责任，于是刘晓艳要求其承担住院费等4000元、后续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9000元，医生说最佳治疗时间在一周岁内，并提出对其女儿观察一年，一年后根据鉴定如有任何遗留问题，则要巴士公司承担责任。虽然她多次主动与巴士公司交涉，但至今巴士公司仍未支付其4000多元住院、治疗的前期费用。

　　在最无助的4月底，刘晓艳坐在一个公园的大树下，哭了整整一个上午，看到随风飘落的树叶，这个18岁就只身来到广州闯荡、一心想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女子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死。

　　骨肉分离　心系两头

　　她独自一人在广州奔波，女儿跟着外婆在农村吃苦，丈夫回老家养病

　　女儿苗苗出事后，睡觉一直很不安稳，时时受惊，总爱用小手抓脑袋。说起孩子的症状，刘晓艳的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了：“我跟女儿心意是相通的，每次她抓脑袋，我就好像听到她在说：‘妈妈，我好难受……’。”

　　刘晓艳的妹妹小时候曾经被剪刀戳伤了眼睛，大人都没当回事，好了之后也没放在心上，结果20年后眼压升高，导致一只眼睛失明。每每联想到这里，都让她非常担忧，不知道多年以后，女儿受过创伤的大脑会不会发生意外。

　　3月30日，刘晓艳还是把母亲和女儿送回了湖南老家，幼小的女儿颠簸了一夜，下车就开始发烧，持续了四五天。她心疼女儿，在家乡停留了近半个月，最后还是狠下心来回到广州。而丈夫在3月22日，女儿摔伤的第二天，也被她“赶”回了河南老家休养。

　　丈夫和孩子都离开了家，在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她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常常忍不住想：这个家要是自己再垮了可怎么办？越想越辛酸，她一边咽下苦涩的泪水，一边给自己打气：撑不下去也要撑，这个家就靠自己了。

　　她独自一人在广州奔波的同时，女儿正跟着外婆住在农村老家吃苦。60岁的父亲为了帮助他们，去了株洲一家小工厂为人做饭，几间瓦房里就住着一老一小两个人。家乡交通闭塞，女儿的营养很匮乏，连水果都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到镇上才能买得到，每次打电话回去，女儿不是在睡觉就是在自制的座篮里坐着。女儿走后，女儿用的小澡盆被她拿来洗衣服，但常常洗着洗着就会流下泪来。

　　想女儿想得伤心的时候，刘晓艳就动手给女儿做玩具。她收集了一些废弃的泡沫塑料，用刀裁出各种形状，再用碎布把它们包好缝起来，她要给女儿做一套柔软的积木。累的时候，她就对自己说，这对女儿的智力发展有好处，于是就又有了新的动力。

　　节衣缩食　别是滋味

　　现在他们开始记账，每天的生活费都在10元左右，买东西总货比三家

　　从农村打拼出来的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们从来不追求名牌，在超市里看到要买的东西时，也会权衡一下品牌，往往是选择最便宜的那种。刘晓艳在联通黄页公司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常常要会见客户、参加会议，花50余元买了一个皮包，毫发无伤地用到现在。

　　以前的节俭完全是锦上添花，但现在的节俭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之道。家庭逐渐恶化的经济状况迫使他们更加节俭。这种节俭的滋味，让刘晓艳觉得非常辛酸，但也别无他法。从杨明新第一次手术之后，感觉到隐隐危机的他们就开始记账。在杨明新的办公室里有一本“每日支出一览表”，每天的交通费、餐费、购物费、应酬费都一一记录在册，如果前一天没时间，第二天就要提前去办公室，仔细回忆之后补起来。刘晓艳则在家里记账，每天的生活费、交通费等也都一一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去年7月25日的一页上详细地记着：给小David买衣服26元，车费3元，买手提包10元，打电话0.5元，买苹果12.3元，南瓜饼2.3元，给邻居谭老师的女儿买一套裙子15元，合计69.1元。

　　而去年7月24日的记录基本代表了她的正常花销：蛋卷3元，粉丝1.8元，葱0.3元，早餐1元，合计6.1元。现在她每天的生活费都在10元左右。记者看到，几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早餐支出都在1元多。

　　好心的邻居帮了刘晓艳，她就帮邻居带孩子、做饭，有时就在邻居家吃，“多少可以省下一点煤气钱吧。”她说。

　　而刘晓艳的手机在她离开联通黄页之后就停掉了，白天给上班的丈夫用，晚上两个人一起用。即使她一个人在邵阳的几个月间，她都没有下决心买一个。

　　买东西的习惯也随之改变。如今，他们不仅仅是在一个超市里选择最便宜的品牌，而是货比三家，在多个超市中选出最便宜的。杨明新为了给女儿买奶粉，就曾经跑过4家超市。而以前看过一眼就随手扔掉的超市促销广告也被他们用心地收集起来，作为他们在超市里寻找方向的地图。后来没有时间去遥远的超市购物，他们就在小区周围本地人开的士多里买，刘小姐这样评价士多的好处：“去一趟超市，总会花几十元钱，在士多里就不会乱买东西，而且还可以讲价。”

　　今年整个春节他们的开销仅仅只有200余元。没有新衣、没有喜庆的装饰品、没有鲜花，采购年货的时候他们只买了30余元的糖果和瓜子。农历大年三十傍晚，他们花了20余元买了些家常菜，自己做了一顿两荤两素的年夜饭。

　　房产易手　物是人非

　　内外交困的家庭走到了最后一步，卖房是他们辛酸但不得不走的路

　　“对于人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困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们要卖房，然后重回出租屋。”杨明新说。这个内外交困的家庭走到了最后一步。面对现实，卖房是他们辛酸但不得不走的路，他们要考虑如何能多卖一点钱，如何尽可能地削减日常开销。银行里还有9万元贷款要还，6.5万元的债，马上要拿出的数万元后期治疗费，杨明新和女儿的检查、康复费用……

　　其实他们卖房的念头并不是今天才有，杨明新在2003年就向妻子提起过。但那时的打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换房。那时他觉得住在番禺每天到市区上班交通不便，以后对小孩的教育也不方便，不像这个小区里绝大多数比他们收入高的“高级白领”，别人有私家车，而自己家短期内是买不起的。他想卖了之后买一套更适合自己的房子。

　　但他所说的“高级白领”的提法让刘晓艳非常不舒服，那时她这样反驳丈夫：“我们也是白领啊，也不比他们差多少啊。”于是在卖房的问题上，她始终坚决反对。后来杨明新看到地铁三号线即将开通，周边交通逐渐便利，房子也在升值，才安下心来不再提卖房的事。

　　讨论换房的情景似乎就在昨天，但眼下残酷的现实推着他们走着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

　　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幸福生活的白领之家，疾病仿佛一个“魔咒”，它令人失去主要收入；而对于一个每天必须有现金流转而积蓄不多的家庭来说，疾病无疑一步步将他们推向深渊。

　　5月13日晚，厨房里没有半点油烟，冰箱里是一条黄瓜、几根芹菜和一小袋鸡蛋，案板上还放着杨明新昨天在火车上吃剩的几个馒头，“他说家里的馒头好吃，舍不得扔掉。”刘晓艳说。今年5月8日，他们签下了卖房合约，约定一个多月后交房。5月15日，房子已经公证完毕，接下来就是拿着买家的钱去银行还款、拿他们从未触摸过的房产证过户，然后他们就要考虑之后去哪里租房了。

　　这个白领之家呆在一个房子里的最后时光，处处是惹人伤感的黯然。

　　杨明新随手拿起一个钉得密密实实、只涂了一层清漆的小板凳说：“这是我们结婚不久岳父亲手做的，虽然放在这里很不协调，但这是老人的一份关爱和祝福，现在要搬出去了，每次看到都很难受。”

　　当初买房的时候，他们赶上了一趟政策末班车。那时有一项政策，每20平方米就能拿到一个本地户口的名额，66平方米的新房，让两人都有了番禺户口，成了地道的广州人。刘晓艳还记得拿到户口簿时的欣喜，她觉得在广州奋斗多年，终于被这个大城市接纳了。而如今，他们将拿着广州户口，重回出租屋。

　　刘晓艳说，现在这个房子里最留恋的东西是他们的结婚照。挂在卧室里的结婚照上，意气风发的丈夫抱着小鸟依人的妻子。这间房子见证了他们的幸福婚姻，是他们唯一的家。

　　“将来在出租屋里，我都不想把它挂出来。”她说，“我希望有一天能缓过来，有一天能把它重新挂在大房子里。”她的手里一直拿着一本相册，上面凝固着他们初入新居时幸福的笑容。

　　-白领之家

　　杨明新

　　原籍河南南阳，1997年5月来到广州，最开始做市场推广业务员，第一份薪水1500元。2001年到广州一家大型广告公司担任客户经理，月薪4000多元。

　　刘晓艳

　　原籍湖南邵阳，1993年9月来到广东。最开始在东莞一家台湾人开的鞋厂里做工，月薪1000元。辗转多次，1999年底进入广州一家公司，任番禺区区域经理，月薪6000多元。后因病辞职。

　　相识相恋

　　1999年11月，在同一座写字楼上班的杨明新和刘晓艳坠入爱河。

　　买房结婚

　　2002年5月8日，两人从石牌东狭小昏暗的出租房搬进了位于番禺大石镇的两室一厅新家，随后结婚。新房总价24.9万元，首付9.5万元，月供800余元，计划供20年。后来在2002年底和2003年提前还款两次，总计5万元，目前月供已降到了500多元。

　　病魔来临

　　2004年12月，杨明新被诊断为脑垂体腺体瘤。2005年3月，他做手术并住院1个月，总计花费4万余元，借债2万余元。今年2月第二次手术，花费5万余元，全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女儿摔伤

　　今年3月，刘晓艳的母亲和女儿乘坐公交车时摔伤。诊断报告指出孩子有脑积水及轻度脑萎缩危险。

　　卖房治病

　　银行里还有9万元贷款要还，还有6.5万元债，马上还要拿出数万元后期治疗费及杨明新和女儿的检查、康复费用……2006年5月8日，负债累累的他们不得已只能卖掉房子治病。

　　-评论

　　白领，你的背影为何这么苍老？

　　曾看过这样一首诗，“中国人，你的背影为什么这么苍老”，如果不把它理解为历史文化的咏叹，而是还原成当下普通白领的生存处境的白描，也是相当贴切的。

　　南方都市报今天《白领之家:疾病摧毁住房梦》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分析标本:一对从农村进入城市追求个人幸福的白领，因为丈夫的疾病，无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只好卖掉自己的供房，搬回几年前告别的出租屋，孩子也因为意外受伤被迫送回老家农村养——我们说的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全部在这个不幸而又极具代表性的家庭身上体现无遗。

　　一句话，看似光鲜的白领，在他们摘下领带或脱下高跟鞋后，随之而来的，怕都是令人扼腕的一声叹息。

　　作为同样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讨生活的动物，看了这则报道，真是有点悲从中来的感同身受，谁敢说明天的自己就一定不是报道中所说的那个样子？

　　上班要打卡，卡是电脑控制的，迟到一分钟意味着孩子少了半罐奶粉；工作要搏命，要搏到“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的程度，否则，老板的脸色会比你的业绩更难看；要处理好同事和直接领导的关系，不要随便得罪人，这是颠扑不破的处世金针；要审时度势，不做人事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大部分的时候要装孙子，必要的时候也得充老子；别忘了，过年过节，老家的茶叶也要给领导带两斤。

　　相比起令人咬牙切齿的住房来，办公室的那些破事简直就不值一提。要从“城中村”的“一线天”解放出来，以下几个步骤是少不了的:东拼西凑东挪西借交完首期；疲惫不堪和包工头作持续斗争的装修；不合理却不得不交的这费那费；好不容易住进去了，还要继续维权，说不定会被保安莫名其妙地打一顿。当然，这仍然还算是小事。想想二十多年后，房产证可以被我牢牢地攥在手里，贷款彻底还清，我还有一些折腾的动力。毕竟，比起后来的年轻人，据说，他们买房马上要付四到五成的首期，我真要感谢我妈，幸亏她没把我晚生几年。

　　生病是大事。一生病，就不能打卡，一不打卡，孩子的奶粉恐怕就要吃质量差一些的了，“再穷不能穷干部，再苦不能苦孩子”，坊间的格言都实在地说了，看来这是大事，也是头疼的事。如果我只按社保要求买份医保，大病的话，我就会出局；如果我是个充满危机感的人，还买了份商业保险，也不见得能保证，得病就一定得按照保险条款上列举的按部就班地来，看得人眼花的免责条款对我也不会网开一面；也就是说，祈祷自己身体健康，万一得病，尽量得常规的，否则，只有从新房里搬出来，保命。这还只是说自己呢，家里的老小如果都算上，我的不幸感就悲从中来。

　　还有很多的概率大得多的骨头等着我去啃:孩子上学的赞助费；眼看也降不下来的学费以及在远处高兴地等着我的磨刀霍霍的大学学费；父母养老的费用………太多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考上大学，以为彻底地洗脚上田，翻山越岭了，其实有更多的大山等着我呢。

　　前段时间，看到法国的青年人因为对政府某个促进企业活力的条款不满而闹事，我非常庸俗地想:不用上班，吃穿住行无忧，还折腾，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还能说什么呢？觉得人生真他母亲的有些悲壮，简直可以套用里尔克的诗来作结: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三季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