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较真”的新农村建设推动者

　　■林毅夫个人小档案

　　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

　　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

　　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

　　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

　　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

　　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

　　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1994年至今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简历

　　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作品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今年的“两会”期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成为媒体记者们追逐的对象。这位在学术上最早提出“新农村运动”的经济学家，因其在新农村建设上的精到见解，成为两会的热点人物之一。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有学者预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林毅夫将是中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在今年“两会”结束后不久，林毅夫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发表《关于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的文章。他指出，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着眼点的新农村建设既然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要内容，那么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时，新农村建设也应该随之完成。

　　致力农村改革的“苦行僧”

　　从1999年针对当时通货紧缩的形势，第一次提出“新农村运动”的概念开始，林毅夫一直致力于中国农村与农业问题的研究与政策制定，并参与了“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的制定。

　　2005年，新农村建设成为“十一五”规划中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前不久，林毅夫在《关于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的文章中，再次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应以公共财政为主”，引起学术界的争议和讨论。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林毅夫当起了“苦行僧”。他到过最偏远的农村，走过最难走的山路。他说：“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在他的倡导下，北大的“海归”们纷纷走出校园，到中国农村进行调研。经过调研，林毅夫和亚州开发银行的汤敏提出了“四位一体”模式，试图为解决农村资金问题、延长农业产业链提供一条新路。

　　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论在学校还是各种论坛上，看到林毅夫的时候，他总是在忙。林毅夫每天的时间表是早晨7点起床，夜里12点之后离开办公室。二十多年来，林毅夫从来不休星期天。

　　即便从国外回来，他也不倒时差，而是直接到办公室上班。

　　但他说自己从来不感觉到累，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因为心情一直很愉悦。”在采访前林毅夫给记者的名片上，赫然多了一个新头衔———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是一个非政府、非政治和非营利的国际科学组织，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科研活动。林毅夫越来越被国际经济学界所重视。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恰恰是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独到见解，使他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太多的第一：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在美国最权威的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中国内地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

　　一些著名学者因此预言，他将是我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

　　“学术上就应该较真”

　　林毅夫的办公室很大，惟一的装饰就是书。助理陈曦告诉记者，除了参加各种活动外，林毅夫周末还坚持给学生上课。“我们经常能看到林老师来吃饭，有时还能跟他聊几句，他从不会拒绝。”一位正在食堂吃饭的学生告诉记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林毅夫也一样平易近人，总是带着笑容耐心地解答每个问题。虽然离开台湾已有很多年，但林毅夫说话时，依然带有浓浓的台湾宜兰口音。当记者和他提起自己是闽南漳州人时，林毅夫立即用闽南语说：“漳州人！”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就在记者采访结束离开北大十分钟后，手机响了。林毅夫的秘书在电话那头让记者赶紧回去一趟。再次见到林毅夫，他摆摆手招呼：“刚才你问的通货紧缩的问题，有个数据我不是很确定。刚才查了一下二月份的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在国外，CPI到2％就算通缩了。”看着林毅夫一脸认真的样子，记者打趣道：“林老师，你还真较真啊。”“学术上就应该较真啊。”林毅夫一愣，随即笑道。

　　也许就是因为这份较真，林毅夫走出了传奇的人生道路，从金门冒险泅渡来到大陆，并辗转来到北京读书，在国外攻读博士后，又出人意料地回到中国大陆。也许是因为这份较真，回国后的他从无到有，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大本营，并参与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讨论。也许更是因为这份较真，使其坚定地行走于中国农村间，为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向艰难求解。

　　■对话

　　农村金融支持 有政策难执行

　　上周，林毅夫就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金融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商业银行应该商业化运作

　　新京报：从整个农村金融来看，开发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各自该承担什么角色？

　　林毅夫：我觉得不应该把政策性的任务加给商业性机构。商业银行就应该商业化运作。农村里面应该由政策性银行来做政策性业务。

　　现在的问题是，政策性银行不做政策性业务。我认为涉及到政策性业务，应该有明显的界定标准。比如，基础设施是政策性业务，但是商业性贷款不应该属于政策性业务。其实，农村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可以盈利的。全世界现在盈利最高的前四家银行就是小额信贷银行。

　　对邮储银行不能期望太高

　　新京报：今年，邮政储蓄银行就要挂牌了。邮政储蓄银行对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会有多大作用？

　　林毅夫：总的来看是正面的，但也不能期望太高。过去农业银行资金放不下去，是因为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抵押品的问题。这个问题对邮政储蓄银行而言，也同样存在。除非它有很大的制度创新，否则同样很难解决问题。

　　当然，邮政储蓄银行对农村的企业而言，增加了贷款的渠道。但对单个农户而言，不管哪个银行，都很难解决贷款难问题。

　　“四位一体”模式的难点

　　新京报：本报上周刊登了《新金融模式初解怀柔参农贷款难》和《“四位一体”农贷模式求解》两篇报道。在您力推的“四位一体”模式中，难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在中国农村，农户没有合适的抵押品，地是不能做抵押的，房产是不能做抵押的，法律上虽然可以，但没有办法执行。耕牛是动产，拖拉机是动产，在银行看来也不能做抵押。其次，银行和农户之间信息很不对称，银行无法了解农户真正的资金状况。所以，现在对农村的金融支持是有政策，但无法执行下去。

　　我们调查发现，在农村产业化过程中，有许多有用的信息，可以大量降低银行的风险，而这些信息由和农户联系紧密的龙头企业掌握。龙头企业还掌握了农户的现金流，如果龙头企业成立担保公司，可以迅速确定农户的情况，并可以掌握农户的还贷手段，对各个方面都有利。龙头企业的回报率相当高，在30％－50％。

　　转移支付要有度

　　新京报：您在不久前的高层发展论坛上，向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提问，尽管中央一直在增加财政收入，但基层却财政赤字累累。您自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林毅夫：财政上，平时更多的应该是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上。财政也是救急用的，当一个地方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就需要财政的补助。

　　这个问题楼继伟谈的有一定道理。“事权和财权不应该统一”是个错误的概念。中央集中比较多的财政，有利于转移支付。不过我认为，转移支付也要有个度。光靠转移支付，地方可能为了得到10块钱的转移支付，就跑步前进。我觉得现在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下放给地方一定的税收权，而不是统一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因为现在基层需要多少钱，他们更清楚。

　　中国经济出现通缩迹象

　　新京报：最近针对中国经济是出现了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有不少争论。您还是坚持通缩的观点吗？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已出现通缩迹象。不同的观点有很多。但我看的是零售物价，更宏观一些，有些人看消费品价格。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五个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可以反映出通缩趋势。首先，粮食价格趋跌。

　　食品和饮料价格也随之下降。其次，生产能力过剩日趋凸显，如制造业、

房地产、电力等。另外，投资反弹压力增大。

　　在16个商品零售价格数据中，2004年只有4项价格是上涨的，即粮食、

能源、印刷品、金银珠宝。2004年到2005年，建材价格上涨。

　　但现在粮食、建材、饮料价格都在下跌，只有能源能够支撑物价指数。现在宏观调控取得成效，投资增长的幅度放缓，过去因为投资过热所导致的建材、能源价格的上涨诱因因此消失，前期的过热投资逐渐转变成生产能力，加上原来绝大多数制造行业已经生产能力过剩，造成通货紧缩的生产能力全面过剩将会再度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防止一旦通货紧缩，经济政策启动后出现投资反弹。

　　新京报：那怎样才能避免投资反弹？

　　林毅夫：必须强化银行在贷款时对每个项目的审核能力。我认为，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使得银行首先必须仔细审核贷款企业自有资金是否充足，是否达到必须有的30％-40％的自有资金。（编辑：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