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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者：
刘桓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星文本报评论员
对话刘桓
如果对消费税深入了解，你会发现，它更像一只无形而有力的“手”，调节着人的行为和市场的脉搏。
新的消费税调整，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调配显得更为重视，而在人们所关心的房产等一些难以量化的特殊消费层面留下空白，等待更合理的补充与完善。
对一次性筷子征消费税，税额虽然极小，却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
本次消费税调整强调“寓禁于征”
李星文（以下简称李）：近来，消费税新的调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希望您能从专业的角度，对这次调整的重大变化和深层意义进行一些分析和解读。
刘桓（以下简称刘）：这次消费税的调整，既在我们的意料当中，同时它调整的范围和力度之大也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中国，我们又把消费税称为“特种消费行为调节税”。它的首要目标不是为了增加税费收入，而是为了调节社会生产中一些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或非国计民生所必需的消费行为。当然这种调节，不是在百姓的购买环节调节，而是在企业产品的出厂出售环节征收，是单一环节消费税，与营业税增值税是不同的。第二个目标，是起到某些配置资源的功能。比如以前我们对石油产品征税，但不对煤炭产品征税，为什么？因为对中国而言，石油与煤相比，是更为稀缺的资源。
现行消费税制从1994年开始实施，调整是因为现代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原来需要征税的“奢侈品”，已经变成大众的日常消费品，如洗发水、护发素，现在就得取消征税；同时，大排量汽车、高级木质地板、一次性筷子等首次进入消费税征税范围。这体现了消费税的第二个功能——对环保、资源方面的调整。事实上，我们以前过分强调消费税的第一种功能，调整后更重视它的第二个功能了。这方面，也有人提出应该开征“环保税”，但技术上还需要论证。现在我们通过消费税调整，对一次性筷子征税，目的就是引导社会保护森林草场，虽然一双筷子上收的税极少，但这有一种很强的示范效应，在环保税等专项税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手段达到调整行为的目的。所以在这次调整中，有很强的“寓禁于征”的意味。
用化妆品的税法无法解决房产的问题……房产税问题，滞后要比超前好
豪宅征税 还需寄望房产税出台
李：很多人对以豪宅为代表的高档奢侈品，这次没有纳入征税的范畴感到不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的确，你说的豪宅，甚至包括卡拉OK、迪厅、夜总会这些所谓奢侈消费，都没有列入这次的消费税调整范围。为什么呢？首先，征税的前提是，所有权有明确界定。豪宅作为房产来说，在中国是特殊商品，还未彻底地商品化。土地不允许私有，消费者购房却并不完全拥有地产，征消费税就会遇到产权界定的难题；其次，我们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目前所有的消费税是只针对动产的。而不动产——房子方面的税改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房产税自有其体系，今后的房产税体系中肯定会调整对高档住房的征税。但在这类专门税制出台之前，目前还不适合放在消费税中解决、调整。将来可能会通过物业税等方式来调整。
李：物业税可能会怎么征呢？
刘：现在买房的门槛太高，房产的占有不平等，越有钱的人买房越多。房产占有得越多，征收的物业税就应该越多。当然这种征税也要有所谓的“起征点”，区分普通住宅和高档住宅——比如容积率小于1，房价超出当地同类房产平均价格的20%，就算豪宅，对其征收较重的物业税。总之，大家关心的豪宅问题，总会有办法来调整，但别指望一个消费税法达到多重目标，那会引发很多问题。
李：房地产税制改革有没有一个明确时间表呢？
刘：应该是有的。但操作较为困难，还在试点当中。事实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时中央就提出，“适时、择机开征房产税”。现在已经在一些城市搞了空转模拟的试点，显示出来的主要问题还是产权确定比较困难，评估价也比较困难。比如所谓的“央产房”，产权界定和估价非常困难；“工龄房”的评估价很难，税基的计算也很难，等等。
李：能不能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先搁置一些老房产，而对目前已成主流的商品房先行征税？
刘：那在税收上会造成不公。房产与其他消费品有很大不同，也一直有很多特殊的制度来规范它。换言之，用化妆品的税法无法解决房产的问题。现在房产税还在酝酿，在这个问题上，慎重、滞后要比超前好。
有些歌厅的“特殊服务”内容，可能是扫黄打非的范畴，不是税法可以调整的
卡拉OK 难以量化的消费行为
李：有专家提出，许多奢侈消费行为包括跑马、狩猎、高档娱乐场所、宴会等都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但其中像卡拉OK，已经成了大众消费……
刘：卡拉OK大概分两种。这里说应该纳入税收的，真正指的是要付很高服务费的那种歌厅、夜总会。卡拉OK的高档消费与百姓的娱乐消费是有区别的，但其界限需要明确。
李：比如现在很流行的一些量贩式KTV，消费就很便宜。与一些豪华歌厅相比，从消费水平上就有很大区别啊。
刘：从税务的角度看，两者仔细比较，差异不大。量贩式KTV往往把歌厅的“主业”与内设的超市、餐厅等“副业”剥离开了，“副业”的营业税比歌厅的标准低很多，所以整体消费便宜；而有些夜总会的歌厅“主业”消费也并不高，高的是它的“特殊服务”，但这部分可能是扫黄打非的范畴，不是税法可以调整的，很难纳入税收，纳入的话可能反而涉嫌把它变成“合法”的了。所以两者表面看区别很大，但从税法上考虑，就很难量化。
如果富人也不敢花钱了，肯定会影响扩大内需，甚至造成GDP增长率的下降
对奢侈品消费征收重税的确会影响宏观经济
李：关于消费税调整，也有一种担心：如果消费税征收的范围太宽，把所有的奢侈品消费都纳入税收的话，会不会对拉动经济、扩大内需有负面影响，造成不仅是穷人不敢花钱，富人也不敢花钱的局面？
刘：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府都有这种担心。比如英美实行的所得税法，调节了公平，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资的效益和积极性。因此经济学上提倡税制调节的关口“后移”。也就是说，不根据人们的“所得”来征税，而根据人们的消费来征税。所以相比之下，消费税被认为是“良税”。但消费税如果征收不当，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造成社会生产供应过剩。我们现在的市场本身就是产能过剩的需求经济。而产能过剩的危机是失业、经济不景气。所以说，消费税征收不当的话，会影响行业的发展。拿歌厅行业来说，“整死”一个歌厅就会有100人下岗，政府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李：但对奢侈消费征税，应该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吧？只要把大众的消费拉动起来，一小部分高消费的人群应该不会对宏观经济有大的影响吧？
刘：咱们还是要算一笔细账。首先是15%的储户占有了80%以上的银行存款，家庭资产（房产、汽车、股票、现金的总和）超过100万元的家庭早已超过1000万个。如果按10%的富有人口算，那就是一亿多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半个美国，是法国、德国、比利时的总和。这是不得了的数字，这个数字背后的消费力是庞大的。举例说，中国人消费了全世界60%的名酒XO和40%的名车。如果把这部分人的消费控制了，会有很大影响。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产业设置，比如车、房子、衣服、箱包等等，还是主要为比较成功的人士服务的，如果这些消费受挫，肯定会影响扩大内需，甚至造成GDP增长率的下降。
李：关于这种影响有没有具体的数字分析呢？
刘：这是定性分析，但还没有定量分析。所以，在限制高档消费的同时，还要大力拉动大众消费，比如限制豪宅的同时，要发展普通住宅，否则没有新的产业以及新的需求进入，市场就可能出现真空，造成真正的经济损失。
李：看来，关键还是要让老百姓成为有钱人。
百姓的纳税权益，其实应当不仅看重一张小票的表达，更应从政府的支出行为去判断
“透明”的小票很难开
李：在欧美一些国家，商品的价签上会标明税前价及税后价，让消费者感觉“心中有数”，也体现了税收的透明度，我们是否也应该引入这种方式呢？
刘：从百姓当家作主的态度来看，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能够体现民众的知情权，加强主人意识，唤醒各界对税收的监督等等。但是以我们的具体情况来看，实施起来会很麻烦。因为欧美是所得税制，中国是流转税制。我们刚才谈到过，很多商品的消费税是在出厂、批发等环节收取的，很难表现在消费者最终拿到的小票上。而且，百姓的纳税权益，其实应当不仅看重一张小票的表达，而应从政府的支出行为去判断。
李：消费税肯定是由消费者承担，那么消费者有理由担心，厂家、商家记了花账怎么办？比如前两天有报道说，洗发水不收消费税了，但商家还是表示不会降价，这就引起消费者的疑惑与担心。
刘：一个产品从10块钱涨到18块，其中每一环节都可能发生税费，还有其他市场因素，很难说这部分涨的钱就是税收造成的。至于洗发水税降、价不降的情况，我想各洗发水厂商自己就会在市场份额上去竞争、调整。税收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是需要过程的，百姓对此应该有好的心态。我也寄希望于市场调节和消费者挑剔的眼光，也建议老百姓在基本生活之上学习更多的市场规律，理智消费。（编辑：盛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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