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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深夜，记者拨通了陈久霖电话，此时他已经在新加坡等待第二天的审判。陈久霖电话中声音很平静，但嗓子有点哑，而且在不停地咳。
对于中航油事件和第二天的审讯，陈久霖称不便发表意见，但是他忍不住提起已故去的母亲以及给同行们留下的惨痛教训。陈久霖称，在承认了6宗罪的时候心里就很清楚肯定要坐牢了。
《新京报》：您怎样评价您的个人性格？中航油亏损事件您个人有什么遗憾？
陈久霖：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事情出来之后，目前的境地也不是没有预料到，但我没有跑也没有辞职，而是一直在奔忙解决，包括配股的目的也是为了拯救公司，我觉得我尽自己的能力去负责任了。
2005年7月16日，我的母亲过世了，当时我还在新加坡。2005年6月我在新加坡地方法院首次出庭聆讯前最后在医院见了我母亲一面，当时她已经病入膏肓，我心里知道这将是最后一面，但是为了配合案情的尽快审理，将中航油事件尽快解决，将这个责任负到底，我放弃了陪在她老人家身边最后的时间如期出庭，直到7月29日母亲去世十多天才回去。这也留下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新京报》：您能总结一下中航油事件的经验教训吗？
陈久霖：我首先强调一点，中航油从事石油衍生品亏损并不是违规操作，是经过董事会以及相关部门批准的。惨败的主要原因是风险管理措施和危机管理措施的失误，事实证明公司选择挪盘作为风险管理措施是错误的。
同时我认为相关部门不要放大了中航油事件的影响，从而束缚了中国海外上市公司在海外发展的手脚，而是应该加强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
中国石油期货交易是迟早要做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目前国际油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石油市场上的期货、期权的影响，但是世界石油期货市场的规则是由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中国不参与就永远没有参与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也只能永远追随别人制定好的游戏规则，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发言权，只能跟随，追随是要付出代价的，早一天参与，付出的代价就越小。
《新京报》：您能否给中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陈久霖：中国在海外的发展应该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尤其是中国能源行业的发展。我另一个最深的感受是中国海外企业还没有形成合力，显得势单力薄，像日本企业在海外发展都很抱团，但中国企业仍然像一盘散沙，某一家公司出现困境的时候如果大家相互支持一下也就过去了。（编辑：王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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