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和拖延是改革最大的风险

　　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是进是退令舆论忧思。

　　退，决无出路且是死路；进，疑惑重重而缺乏阶段性有效抓手。

　　画一条杠杠，本轮对改革的质疑、争论始发于2004年夏天的“郎顾之争”，随之发展为对“国资改”、医改、教改等一系列改革的责难。

　　不可否认，“国资改”、医改、教改等确有问题，引发了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强烈不满。但某些人却利用群众的不满，借机对整个改革发难。而且，这种企图全盘否定改革的思潮还挟持着一股股跟着起哄的舆论。

　　春节前后，围绕改革争议的舆论战，在经历了前数个月的力量整合后再度开打。这一波舆论战，坚持改革、支持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呈现强势。颇有力量且较具代表性的声音包括：皇甫平发自《财经》杂志的评论《改革不可动摇》；《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的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成败》。

　　1991年的皇甫平与2006年的皇甫平是同一个人。“改革不可动摇”———时隔十几年，皇甫平的声音依然掷地有声，立场仍然毫不妥协。我支持皇甫平主张坚持改革不动摇的鲜明态度。

　　中国的改革决非乏善可陈。拣最关键的说，在经济领域，没有持续性地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孕育出如今民营经济如此壮观的经济板块。倘若失缺了如此经济板块的支撑，中国人的日子远比现在难过得多。至少，失却了民营经济为国家提供的税收和就业岗位，国内的社会矛盾还要尖锐得多。

　　中国的改革的确又矛盾重重，否认它就无从解释为什么贫富差距变得如此悬殊，两极分化持续扩大，社会不公日甚一日，腐败、侵吞、掠夺、剥夺、失衡、弱势、边缘化等成为人们议论或质疑改革的关键词。释疑解惑、辨析原委，需要对中国改革的进程和动因作客观的历史分析。

　　改革的最初动因在于“十年浩劫”结束后，国家必须满足民众要求改善基本生存条件的最低要求，否则，民气难顺，民心难聚，“体制”继续缺乏说服力，并最终导致“体制”难以为继。

　　既要坚持“中学为体”，又要尽快使民众的

生活质量有所改观，改革只能选择从经济层面开刀。这既是当年启动改革的基本政治底线，也是民众特别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因在改革中率先获利而使改革获取民众支持的社会基础。

　　然而，“市场化”是条不归路，改革一旦启动，不但致使改革本身不可逆转，而且因过程之中的力量积聚、思想多元、价值观多样、利益诉求不一，直接和间接地令改革冲撞和突破原先划定的政治底线，影响到对“中学为体”的坚守，反映为改革动作的迟滞与摇摆。

　　改革一经推开，通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完整而可能成功的改革，绝对不可能只在经济改革范畴内单轮前行，相应的政改和社改无法回避。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稳妥推进的改革在走过了最初的“热闹期”之后，必须以经改、政改、社改三足鼎立的布局和态势齐头并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呈现群众“一面吃肉、一面骂娘”的趋势，改革因不配套而生成的矛盾及对原有深层次矛盾只能选择绕道走的窘困，使改革的决策者和推进者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成败”———下此结论的正是邓小平。时间是1986年6月28日，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主题是听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汇报。听完汇报，邓小平突然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限于当时和今天国内国际的客观条件约束，改革的配套问题至今仍难以获得突破。

　　一晃又是20年，为改革提供配套的时机一再错失，越往后拖，启动配套的难度越大，越复杂，而留给中国“从容配套”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综上所述，无论是破解改革中新出现的矛盾，还是化解“历史的积累”，都只能靠进一步改革。也就是说，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对改革纠偏，才能校正改革中出现的“伪市场化”倾向。

　　迄今为止所有具体改革所造成的对民众利益、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阶段性”伤害，决非改革本身有错，而是不到位的改革所致。

　　当今世界，并非只有中国在改革道路上孤行。纵观同样在为国家转型经受着阵痛、探索着改革路径的国家的发展态势就不难发现，只要敢于深化改革，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完全可以化解，改革的困惑理当可以摆脱。

　　皇甫平还是那个皇甫平，可今天的中国与十几年前已大不相同。我不太忧心中国的改革会开倒车。因为，计划经济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生态已经消失掉大半。

　　真正值得忧心的是，改革可能继续迟滞和拖延。因此，继续营造深化改革的舆论就显得极为必要。（编辑：李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