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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迄今为止，北京可能是对外来人口控制政策最严的地区。但是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传出了最为温婉和谐的声音，虽然在人口规划上仍有一个参考性的上限目标，但在具体对待外来人员问题上，无论从话语环境还是具体政策，都显得宽厚缓和了许多。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公开表示，北京不能限制农民工进入，北京也离不开农民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欣庆说，无论何种群体，无论本地人、外地人，在就业权方面都将一视同仁。
思想决定行动，观念引导未来。务实、理性、科学的态度和方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美好、和谐的未来。
以往，在一些大城市居民和一些城市管理者眼里，外来人口往往与贫穷、肮脏、交通拥挤、治安混乱画等号。世界上比北京人口多且密度大的城市有的是，比如东京，会不会造成交通拥挤和治安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管理水平以及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事实上，对于新移民来说，他们有比在原处更好的生活才选择在这个城市待下来，因此比谁都更渴望安定，他们不是治安混乱的制造者。只有那些生活和心灵都无所归依的人，才较有可能令社会治安头疼。
只要我们切实转变观念、改进方法，我们会发现，外来人口非但不是城市的包袱和累赘，而且是城市巨大的财富和送上门来的福利。
首先，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智慧、劳动力、巨额资金等。以北京现有400万外来人口为例，已有三分之一在这里买房置业，以平均每套50万元计，仅购房一项，贡献给北京的财富就达6500亿元以上，这些钱可能是他们在外地多年甚至几代人的积累。如果政策更宽松，现有400万人中，购房以安居乐业的人数还会增加。
其次，即使外来人口中有大量暂时买不起房的人，他们也是城市的福利而非负担。道理同样很简单：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生态系统，需要多层次人才和人力的分工合作才能达致效率的最大化和社会生态的最大和谐。诚如自然生态中有参天大树也必须、必然有灌木和小草一样。就像有人打的一个比方：在广州、深圳，捏一次脚的花费，大约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请个钟点工到家里搞卫生，北京也比广州、深圳贵很多，而且很不方便。
原因是广州、深圳对外来打工者的限制性门槛很低，使得与劳动力成本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都很便宜，这样一来，同样的收入，在广州深圳的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北京。外来“穷人”本能的逐利性会最及时、最有效地深化、细化、优化城市的专业分工，帮助城市走出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误区，从而大大增加其自身和社会的总福利。而他们自身，也不断地通过这样的底层奋斗向上流动，再迎接新的“底层人士”进入。
第三，外来人口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最重要力量。新移民一般都处在事业的草创期和成长期，正当青壮年，他们及其下一代的长久定居，是整整涉及两代人的长远福利。既然外来人口能带给城市这么大、这么长远的福利，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以更加开放、宽厚的心态和方式善待他们？我们有什么理由只享受他们的好处，而不给他们应有的权利和待遇？在这方面，仅仅在观念上和就业政策上给予外来人口平等的市民待遇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在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特别是孩子的教育、高考等权利上全面创造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否则，移民第二代由于权利不平等导致的受挫感和受歧视感，将会给社会———也就是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巨大的隐患。要知道，第二代终究是要在城市长久地生活下去，他们与作为其父辈的移民第一代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代往往是从自己的纵向做比较，而第二代则完全是跟自己同代“城里人”做横向比较。因此，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这才是惟此为大的天字第一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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