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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是一位最基层的检验检疫工作者。然而，在2005年春天里，他的事迹却引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国家质检总局、广东检验检疫局等各级党组织的“特别关注”。国家质检总局党组作出决定，授予邱良炳全国质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并在全国质检系统开展向他学习的活动。中共广东省委在“七一”表彰大会上，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广东和广州检验检疫局两级党组织作出决定，号召全系统党员干部和广大职工向他学习。《人民日报》、《中国纪检
监察报》、广东电视台和广东省委机关刊《跨越》杂志等纷纷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广州检验检疫局河南港办事处芳村办公室农艺师、主任科员邱良炳，15年如一日省吃俭用，默默捐资20多万元扶贫助学，创办了海南省第一个个人名义的教育基金会；他还通过传授科学知识，使贫穷落后的龙坤村走上了致富路，实现了全村适龄儿童上学率和小学上中学升学率双双达到100%的目标，并有5名贫困学生考上大学。全村人均年收入也由15年前的800元一跃达到上万元，95%的农户盖上了新房，80%的农民拥有了电视机和摩托车，还有许多农户拥有了自家的农用汽车。他本人被乡亲们誉为“编外村长”。在本职工作中，他更是吃苦在先，秉公执法，忘我工作，成为检验检疫一线的排头兵，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龙坤村变了，邱良炳却没有变。他依然那样纯朴憨厚地埋头工作在检验检疫第一线，依然每逢节假日便一个人悄悄地往返在家乡的小路上……
——题 记
（一）
走近邱良炳，首先走入他的童年……了解了他身为孤儿的历史，人们就不难理解他那颗“报恩”的拳拳赤子之心。
1952年11月6日，在海南省定安县新竹镇龙坤村的一座泥坯小屋里，一个大眼睛的男娃啼哭着来到了人世间。父母给孩子取名叫邱良炳，乳名阿全。此时，正是北方的初冬时节，海南岛上却温暖如夏，一片郁郁葱葱，满山翠绿繁花。在邱良炳儿时的记忆中：大海、蓝天、白沙、椰林……远古的民俗乡风，质朴又淳厚的父老乡亲们似乎永远难以走出这座美丽神奇的海岛，也永远难以走出伴随他们世世代代的贫困与愚昧。
邱良炳的母亲生他时，已是40多岁的“高龄产妇”，父亲也已是年近半百的老人了。他难以想像，那时父母是以一种怎样的喜悦迎来了他的出生。他却牢牢记住了，在他6岁时，危病中的父亲拼尽全力抽上一口卷烟后，在喷出的缭绕烟雾中重重断气时的可怕一瞬……更让小良炳难以忘记的是，1964年那个阴雨的深夜里，母亲去世前那双饥饿中熄灭的眼神。
父亲邱金挺是村子里惟一一个在广州读过书的人，也曾经是一名给琼崖纵队送粮送物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后来父亲回村当教书先生，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志在为民谋福的远大理想。尽管父亲去世时，小良炳年仅6岁，但父亲搂着他坐在屋后老榕树下讲述的那些故事至今依然清晰“……抗战胜利后，冯白驹将军领导琼崖纵队挺进五指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特委第五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琼崖区党委，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迎接和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解放整个海南岛……定安县古有名贤之乡之称，意在此地安定，黎庶安宁，全县总面积1164.64平方公里，总人口24万，终年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东有南丽湖碧波荡漾，解元坊、太史坊古朴雄伟；西有张氏宗祠，史传其‘居官勤慎廉明’、‘乐善好施’、‘济困助学’……”父亲的教诲，母亲的宠爱，使小良炳的童年充满着理想的童真。如果不是贫困、灾荒和父亲的早逝，邱良炳的童年也许是丰富多彩的美好时光。
父亲的去世，使得本来就痨病缠身的母亲雪上加霜。她常常一个人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活，又把灾荒年中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粮食挤给孩子们去吃。小良炳眼中的母亲双脚浮肿，咳血气喘，脸色苍白……经常一个人在油灯下为孩子们一针一线地缝补衣裤……就连她死去的那一天，也只是喝了一碗凉米汤。母亲死后，31岁的姐姐出嫁了，不久哥哥也参军入伍，刚刚过完11岁生日的小良炳一夜间成了孤儿。
因为母亲是患痨病去世的，家里的衣被和母亲接触过的物品全部用火烧掉了。小屋里除了撒满白石灰，仅剩下一张冰冷、吱吱作响的木床，还有小良炳穿过的几件破旧衣裳堆在床头。进入冬季，小良炳还光着双脚，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裤孤单生活。村里人把小良炳看成军属，他的小碗里常常盛满热乎乎的粥饭……公社干部破例按一个“成年劳力”给小良炳分配口粮，小良炳去磨房加工稻谷，别人碾100公斤谷子，村里都要收取三五毛的加工费，“小军属”却从未交过一分钱。有一天，小良炳像往日一样蜷缩着钻进小屋的稻草堆里睡觉，远处传来一阵急急的脚步声，随后听到有人推开他家的小木门。当他蓬头垢面地从草堆里钻出来时，一位长者站在了他的面前。长者叫吴明志，是新竹镇解放后的第二任乡长，时任驻乡“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吴明志是位老党员、老革命，他在县里、乡里威望颇高，被人敬重又让人有几分畏惧。小良炳揉着眼睛仰望着吴明志，只见他那张瘦削刚毅的脸上，一双深凹的眼睛浮出一丝泪光。他转身询问身后的生产队干部：“怎么能让孩子住在这里呢？”随后，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4元钱塞到小良炳手里，又用他那双长满硬茧的大手，轻轻拂去孩子头上沾着的草梗和谷壳。临出门时，吴明志弯下腰对小良炳说：“从今天起，你每月去公社领4元钱，再领一个新棉胎，睡觉时会暖一些的……”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小良炳咽咽幽幽地哭了起来。
4元钱和一个棉胎，在1964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里，不仅给了11岁的小良炳几许温暖，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人的心灵。41年后的今天，53岁的邱良炳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仍抑制不住自己情感的泪水：“那一刻，我在吴明志这个老党员的爱抚中感受到了父亲的温情。”也是从那一天开始，邱良炳每个月都能从乡政府领到4元钱补贴，每年领到一个棉胎。他从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走来，学校都从未收取过他一分钱的学杂费和书本费。今日婶婶一碗粥，明日叔叔一把萝卜干；白天邻家阿娘帮他晒谷堵墙，夜晚村里堂嫂灯下帮他缝补衣裤，就连学校里的同学、老师也都经常一枝笔、一个本的送给他，让他成了村里惟一一个小学、初中、高中都能顺利读书无忧的孩子。邱良炳说：“那个时候的4元钱，意味着一个人几个月的口粮，相当于现在的200多元钱；那个时候读书无忧，能从小学一直读完高中，就是家里有父母的孩子也很艰难。”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灾荒后的海南农户家家都很贫困，那时的人虽然贫穷却非常质朴，他们帮助别人是毫无私利和功利的，那是一种纯人性的情感，它来自于人的心灵。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小良炳是少先队大队干部，也是少先队员中学雷锋的先进队员和“三好学生”。上课时，他专心听讲，学习成绩遥遥领先，全村6个人小学毕业，只有邱良炳一个人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龙州中学。课余时，满头大汗的小良炳扫地、擦桌椅、打扫教室卫生、帮助同学和老师做好人好事。从村里到学校上学，要经过一条小溪（海南南渡江支流叫新吴溪），孩子们乘渡船每人要交5分钱给摆渡阿伯。那时候，一分钱穷人家孩子们都要掰成两半去用，5分钱谁也舍不得花。当同学们站在岸边犹豫张望时，水性好的小良炳总是带头脱掉衣服先下水去探路，然后和同学们手牵手地趟过小溪。很快，邱良炳做好人好事的消息传遍小镇，老师回忆说：“那时的小邱，矮矮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对任何人都充满爱心，人们把他视为活着的‘小雷锋’。”其实，小良炳很早就读过许多关于雷锋、刘志丹、方志敏、刘胡兰等英雄人物的小人书，他也很早就开始写日记，写学雷锋的心得笔记。他幼时的理想就是当个“活着的雷锋”。记得有一次参军的阿哥给邱良炳寄来一本《雷锋的故事》的小人书，小良炳看了雷锋童年的经历不禁潸然泪下，他和雷锋有着相似的经历，因此他理解雷锋写下的那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他更学会了像雷锋那样去学习和待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乡亲们抚养大的孤儿，我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温暖，什么是真诚，什么是无私，我也要像雷锋那样‘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
1975年，已高中毕业到林场当了工人的邱良炳又被乡亲们保送上了大学———华南农业大学。那一年邱良炳22岁。他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村里堂叔阿婶阿婆都来为他送行，堂叔拉着良炳的手说：“阿全（邱良炳的乳名）好好读书，多学本领，你可是咱龙坤村有史以来的第二个大学生呀！”邱良炳重重地点了点头，并向乡亲们鞠了三个躬，他知道阿叔这句话的分量，他更懂得乡亲们是在勒紧腰带“透支”着贫穷培养他去上大学的，良炳流着泪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父老乡亲，他走了很远很远才敢回头看一看———那座生他养他的小村庄，才敢站在山坡望一望———那些久久不肯离去的乡亲们还在向他招手。
蓝天、白云一望无际，一只小鸟展开双翅向远方飞翔，邱良炳望着渐渐远去的小鸟，默默在心中对自己说：无论飞得多高多远，都一定不要把家乡忘记，因为那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二）
1990年春节，已是邱良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检验检疫局工作的第11年，是他上大学离开家乡的第15年。在这15年中，当年从龙坤村走出的“孤儿”已经成家立业，是一名经济收入“颇丰”的检验检疫专家了，他的妻子丁英凤是广东工业大学的教师，儿子在广州读市重点中学，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幸福美满。谁知，15年后，当邱良炳重新踏上那块他魂牵梦萦的小村寨时，眼前的情景让他震撼中流下了泪水：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为什么龙坤村还像当年那样贫困？
夕阳下，寒风中，小村寨一片寂静，没有一丝过节的气氛。远远望去，一间间低矮的泥坯瓦屋炊烟袅袅地散落在村寨的各个角落，坎坷不平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村寨……老人们佝偻着腰背，围坐在村子里惟一的一口老井旁，用一双双混沌的目光，张望着村外走来的邱良炳，三三两两光着屁股赤着脚跑来跑去的村娃们，有的含着手指，有的伸出瘦弱的小手接过糖果，随后又一哄而散，消失在黑洞洞的茅屋中……懒散的猪、狗也在夕阳下无力地摇着尾巴，在荒草丛中拱来拱去地四处觅食。此情此景让满心欢喜回乡过年的邱良炳脚步变得沉重起来，原有的希望和憧憬是：久别不见的乡亲们暖暖地围坐在一起，饮着年酒吃着年饭，谈团圆后的喜悦，谈改革开放后村里的富足，谈孩子们长大成人后的幸福人生……这是他梦里的家乡，是他心中生出许多温暖的定安县，是那个永远呼唤他乳名的龙坤村。细算起来，他离开家乡已经15年了，这15年中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家乡。龙坤村已经刻在了他的骨髓里，融入他的血液中……可是，眼前的一切却那么陌生，那么荒凉，又那么令人伤感。他放慢了回家的脚步，刚走进村口就隐隐听到一阵哭声，那是一个小女孩委屈和压抑的抽泣声，还伴随着老人发出的重重叹息。在村口拐角处，一家旧屋的门敞开着，只有两个人在影影绰绰地晃动着。堂屋中，一个八九岁的瘦小女孩子一边烧灶一边哭泣着，拄着木拐的驼背老人满脸老树皮一样的皱纹，长吁短叹地倚在门旁嘟哝着。邱良炳认出那老人是村里当过兵的王兴三大叔，邱良炳亲热地同老人打招呼，王兴三木讷地点点头，仍冲着小女儿嘟哝道：“你娘病得躺在床上，家里收成少，缺粮吃，你还上得那啥子学？下田打工，你也能帮帮爹……”此时，屋子里传来病女人的呻吟声，屋子外的小王媚一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邱良炳心里一阵阵酸楚和苦涩，他转身从兴三叔家跑 了出来，独自一个人在村子里四处游荡。兴三叔家这样贫困、王婶婶家也很穷苦，还有堂伯、阿母、祖母……贫穷压得村子里每一户人家都喘不过气来。邱良炳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村里的阿婆阿伯，所有的糖块、饼干、水果都分给了那些瘦骨嶙峋的孩子们，他仍然从心里感到沉重，沉重得让他无法入睡。他一个人躺在自家的旧屋里，望着窗外的星星和月亮，那星光是冷冷的，月光也是漠漠的，他想起那些围着他要糖果吃的孩子们，天真无邪又有几分忧伤。他问孩子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叔叔，我要读书！”“叔叔，我想上学！”尽管孩子们的声音稚嫩、弱小，但句句都足以令人心疼、心碎。一个400人的龙坤村，适龄上学的孩子多达六七十人，绝大多数孩子读到小学五六年级就辍学了，更没有一个孩子读过高中，村里文盲总数占全村人口的80%以上，村教育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从1975年乡亲们送邱良炳上了大学之后，15年里全村再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甚至考上中学的也寥寥无几……无知孕育了贫穷，教育才能兴村、兴农、兴家。
邱良炳在1990年春节那个繁星的冬夜里，找到了龙坤村贫困的根源。第二天一大早，他踏着湿漉漉的晨光，敲开了老村长王乃让的家门。两个人盘坐在龇牙咧嘴的老木桌旁，聊起了脱贫致富，也聊起了怎样才能改变命运？老村长思想传统，只是叼着卷烟摇头叹气，邱良炳却颇有几分激动：“龙坤村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要从教育入手让龙坤村走上致富路……”“怎样才能致富？”“又谈何容易？”老村长瞪着一双无望的眼睛问邱良炳。“我家在广州有些积蓄，我想把它拿出来资助孩子们上学。”听了邱良炳的话，老村长眼睛一亮又稍纵即逝：“你有多少钱？又能帮上几个娃？”老村长的疑虑让邱良炳陷入沉思：“是啊，只有找到一种长期运行机制，才能帮助更多的孩子上学。”于是，他想到了“创办教育基金会”，让自己这滴“泉水”引来“大海”。只有这样，才能滋润这片干枯的土地。老村长被邱良炳的真诚与执著感动了，两个人一拍即合。
几天以后，在龙坤村的村民大会上，邱良炳面对父老乡亲和孩子们讲起了他的设想：“乡亲们，我们龙坤村是穷，但再穷也要让孩子们读书呀！如果没有乡亲们勒紧腰带送我阿全免费读小学、中学、又读大学，哪有我邱良炳的今天？读书能改变命运！读书也能改变龙坤村的面貌！从今天起，我们村设立一个教育基金会，我出第一笔资金1万元，今后每年我个人还至少捐资3000元补充教育基金会，资助那些因贫困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让村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书读、有学上、也能考上大学……”一石激起千层浪。邱良炳的一席话让本来静听的村民们活跃起来：“这是真的吗？”当主持会议的老村长从邱良炳手中接过那仅剩的2000元时，村民们鼓起了掌，孩子们也雀跃起来。
（三）
一语承诺，赢得的不仅仅是掌声和孩子们的欢笑，还有这承诺之后父老乡亲们的期盼，那将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艰辛之路，一条十分遥远又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理想征程。
从海南回到广州已是正月十五，邱良炳没有回家，直接乘公交车去了芳村码头上班（芳村办是广州检验检疫局河南港办事处下属办公室，坐落在珠江岸边）。
傍晚时分，他回到家里，一个人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蹙额沉思：“个人出资办教育基金会，首先面临的就是相当一大笔资金，至少要劝说妻子拿出一到两万元做启动资金，否则基金会就会成为泡影”。在1990年，邱良炳每月的工资也不过二三百元钱，再加上妻子的工资，全家也不过五六百元（在当时已属高工资）。那时，儿子在读小学，家里又刚刚搬入新房，还没购买家具，让妻子拿出一万元捐给乡亲们办教育基金会，谈何容易？邱良炳有些惴惴不安起来。妻子回到家，打开客厅里的电灯，看到疲倦的丈夫似乎有什么心事？于是，她笑着问老邱：“这一趟回家乡都好吗？阿婆阿叔都好吧？家乡生活富了吗？”妻子快言快语，一连串问候之后，老邱依然沉默不语，她知道丈夫遇到了难以启齿的大事、难事或伤心事，她鼓励丈夫说：“多难的事啊，你还信不过我呀！”是啊，妻子是老邱的同乡、同学，有着同他一样的不幸，也从小就失去了亲人，后来，他和妻子相识、相知、相爱，风风雨雨共同走过几十年。在邱良炳的一生中，每逢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都是妻子与他携手共渡难关。邱良炳终于开口了，他断断续续讲起了龙坤村，讲起了家乡的贫穷、落后，讲起了孩子们没钱上学的悲哀，也讲起了他要捐资扶贫的承诺……让老邱感到意外的是，妻子不仅理解他，而且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妻子说：“老邱，你从不抽烟喝酒，每年光你节约下来的烟酒钱就有好几千，你用这部分钱去帮助别人，对家里生活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很有意义，值得去做！”其实妻子心里还有一层更深的情愫，更细的体贴：龙坤村，那是丈夫的根，是丈夫越过千山万水也要找回的一份情；是任火烧，任刀砍，也难以断裂的一份牵挂。为家乡做点事，更是丈夫维系人生的一种信念。妻子对老邱说：“只要你高兴、开心，我和孩子也一样高兴和开心！”还说什么呢？有了妻子的这番话，邱良炳更加坚定了信心。
从1990年到1997年，经过7年的不懈努力，7年的日夜奔波，7年的节衣缩食，邱良炳的“教育基金会”终于扬帆起航了。1997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76周年生日的那一天清晨，整个龙坤村也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村场院上拉起了红色横幅，上面写着“邱良炳教育基金会成立大会”，乡亲们抱着孩子，拎着小板凳，叼着卷烟，喜气洋洋地围坐在一起，村干部来了，镇领导来了，就连县委、县政府、县人大的领导也派人来了龙坤村……乡亲们让邱良炳上台讲话，老邱却有些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此时此刻，他不仅仅是高兴和激动，更多的是为来之不易的“教育基金会”而感慨万千。
在这7年中，为了“教育基金会”，每逢节假日或周末老邱都风雨不误地回到龙坤村。为了节省路费，50多岁的他从不乘坐飞机和火车，而总是坐最便宜的“大巴车”渡轮过海。在这7年中，乡亲们见老邱明显地消瘦和苍老了许多。过去，老邱一家穿衣吃饭从不计算，还经常一家3口人到酒楼喝早茶，图个其乐融融。现在，老邱一家几乎很少光顾酒楼饭店，即便碰上儿子考上大学这样的“喜事”，老邱也借口“吃家里饭适口”为由，让妻子做上几道家乡菜，图个合家团圆。平日里，老邱一家更是简朴的不合时宜，淡菜、稀饭成了邱家的家常便饭。过去，人们见老邱还经常穿几件质料好的新衣服，几百元的新皮鞋，偶尔还给儿子买几件名牌服装。现在，上班下班老邱都是那一身洗得发白发灰的工作服，一双几十元的旧皮鞋老邱穿了六七年，就连老邱的老伴丁英凤，这些年也总是那几件旧衣服洗了穿，穿了洗。老邱一家的生活水准下降了，龙坤村孩子们的上学率却明显提高了。在老邱的资助下，龙坤村最贫困人家的孩子们也一个接一个上了学，就连小王媚也在老邱的动员和资助下读完了小学，又上了中学。谁也说不清，老邱这些年为家乡花了多少钱，付出了多少心血，老邱不求报答当然也从来不去计算他捐了多少钱？但乡亲们能说清的是，老邱那颗无私奉献的爱心，那是多少钱都难以换来的人品与人格的力量。
在这7年中，为了“教育基金会”，老邱踏遍全村87户人家的每一户，除了送钱送物，更多的是向乡亲们宣传孩子们上学的重要性，宣传改变龙坤村面貌的美好前景……
在这7年中，老邱一趟又一趟地到村干部家去谈规划，让他们认识到，村民觉悟的提高关键要有好的村干部……
在这7年中，老邱还跑遍镇政府、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教育局许许多多领导的办公室，向他们汇报“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方向，争得了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昌国是被邱良炳精神深深打动的县级领导干部中的“第一人”，也是“邱良炳教育基金会”的坚定支持者。邱良炳到哪里宣传扶贫办教育的意义，他就陪着老邱走到哪里做思想政治工作，让更多的领导干部给予支持。邱良炳在哪里遇到困难，他就在哪里帮助邱良炳去解决，让邱良炳的扶贫助学计划在整个龙坤村、整个新竹镇、整个定安县一路顺利。除了王昌国，还有定安县的县委书记孙颖、县长杨树岷、副县长李国钦、孙泽文、新竹镇长袁秀文……都全力支持邱良炳办好“教育基金会”。在时任县委书记兼县长马招德的亲自主持下，县人民政府召开了第79次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批准了“邱良炳教育基金会”，除了支持邱良炳个人捐资办学外，还鼓励和号召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都来为教育基金会补充资金。经县人民政府批准，“邱良炳教育基金会”成了海南省第一个以个人名义成立的教育基金会……老邱从心眼里感激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给予他的关怀与支持，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党和政府的支持与关怀则是他搞好扶贫助教事业的强大动力。因此，他选择了“七一”这一天成立“教育基金会”，其意义就是让乡亲们牢记党的关怀与恩情。正如邱良炳在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失去双亲，哥哥1963年参军，我成了孤儿，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抚育，是生产队和公社的照顾，是乡亲们一把米一口粥把我养大，是家乡的一草一木伴随我度过了贫困的童年……母亲给我留下的是勤劳朴素的回忆，父亲早年为琼崖纵队送米送药和哥哥参军保国的经历时时感染和激励着我……从小雷锋就是我的偶像，特别是1973年入党以后，使我的思想得到升华，要学会认识自我，要学会帮助别人，要学会回报社会，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村民们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听懂了邱良炳的一席话，他们是在用心聆听来自心灵的真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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