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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2月15日《新京报》报道，由于低估了私人部门和服务产业的规模，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比统计数字大约高出20%，国家统计局将在近期公布调整后的GDP数据。而据此推算，与先前的设想相比，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没有那么大，受消费驱动更多一些。这种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的迹象，比之单论经济规模的“超英赶美”，显然更有意义得多。
修正后的GDP显示经济更为健康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持续存在大起大落的阴影，对于“过热”以及“硬着陆”的担心在此二十多年中交替出现，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不断显化的投资、出口与消费间的结构性失衡。
有关数据显示，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对GDP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发生逆转。
前者从1998年的30%上升到2004年的67%，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下降到28%，而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后一数字往往达到80%左右。
此外，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至20％之间。而中国的这一指标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5％左右一路攀升，目前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约80％，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GDP被低估，那么被低估的应该主要是服务业，由于服务业更多的是与消费相关，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得到提升，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会相应下降。同时，GDP数据的提高，也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会相应降低，这两方面的数据变化，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显得更为健康。
应把消费理解为GDP增长的结果
尽管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也同意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观点，即一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水平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消费理解为决定GDP增长的因素，而应该理解为GDP增长的结果。但问题则在于，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表现出增长与结构优化之同步趋向，恰恰相反，至少在可观测的时段内，投资、出口、消费不断沿着既定轨迹强化其失衡，这究竟属于发展阶段的“阵痛”，还是确实存在某种难以打破的制度框架？
譬如说，是否因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中国居民金融抑制型的强制储蓄率居高不下，而较低的利率水平，以及行政主导下强烈的投资冲动，致使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出现。由此，一方面不断推动原材料价格上涨，但另一方面，由于闲置生产力的普遍存在，则使企业被迫自我消化成本上涨，而利润率的恶化，更不利于职工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支出的增长。
结构性变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美好的长期增长前景
不过，当前一些良性的转变也在出现。文首提到的统计数据的修缮还只是纸面上的表征，更令人欣慰的可能在于这样一些积极的动因。归根结底，中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主导的经济繁荣局面有了明显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市场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主导地位；其次，私有产权概念逐步为经济体系所引入；第三，加入世贸组织“逼迫”市场运行更为透明与稳固；第四，市场化的融资体系正在建设中，劳动力市场亦已取得长足进步。
所有的一切可能正如里昂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尔所言，“未来18个月里，中国的GDP增幅会令许多人感到失望。但促成眼下繁荣局面的结构性变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美好的长期增长前景。”而这一“跨越式”结论的得出，显然暗含着曼库尔·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所持的乐观———具有自由的市场和不受政府与卡特尔干预的经济，正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那样，纵使他会犯许多错误，然而他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努力和鼓励，就能自己迅速长大成人。（编辑：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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