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子成龙，可以说是天下所有父母的热切愿望。退一万步讲，即使成不了大器，也期望他或她一生健康平安。但是，就是这小小的期望，对于周思奇一家也成了一种奢求。仅仅两岁多的女婴周思奇，从人生的起点开始，就不能享受生命的乐趣，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她将一辈子在别人的照料下才能活下去。小思奇可能永远也无从知道命运的安排，但是她的家人却不能永远沉默。

　　代替小思奇走进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是她的母亲赵女士。据赵女士说，1997年10月她被医院确诊怀孕。次年6月至8月，她在当地某医院了4次孕期检查，8月5日入该院妇产科待产，当时主管大夫称要给她做剖腹产。8月6日晨6时，大夫给她输了催产液，约八九点钟时，她有了反应，期间不时有大夫来检查，中午时她进了待产室，下午4时开始在产床上待产，后来听大夫说胎心减少了，要侧切。侧切时也生不下来。后来大夫又发现其羊水未破，就开始破羊水，之后又做胎吸。可谁知道胎吸过程中机器坏了，修好后才将孩子吸出来。5点多钟，经过人工助产，孩子终于出生了。但是，出世后的婴儿却没有通常的那一声啼哭，苍白窒息的孩子先在产房内后又送到儿科抢救后才活过来。

　　一周后，赵女士抱着看起来与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女儿出院了。家人给孩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思奇，没有人意识到，灾难正像夏日暴雨前的阴霾一样伺机袭来。回家后，孩子总是咳嗽，也不会吃奶，8个月时，赵女士发现小思奇和同龄孩子相比特别软。10个月时，赵女士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发育迟缓、脑有病，让她等孩子长大一点后再来看。1999年8月，天坛医院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病”，大夫认为这是窒息留下的后遗症。此后，赵女士又到接生医院给孩子检查，医生也认为孩子有脑病，建议她再生一个。一系列专家诊断对于赵女士一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不甘就此放弃的赵女士，又陆续去了多家专门治疗脑病的医院，却都被告知无法医治。直到小思奇2岁6个月了，仍然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能单独站立，自己不能吃饭。而一两年来为孩子看病花去了几万元，使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

　　2000年11月，赵女士向接生医院投诉，等来的却是该院作出的“我院产科在整个产程处理过程中无任何失误”的决定。2000年12月，赵女士向房山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提起技术鉴定的要求。鉴定结论是：某医院（指被告）“虽然在产妇生产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有欠妥之处，但患儿导致的缺血缺氧性脑病主要与脐带较短，且绕颈两周、紧而引起胎儿宫内缺氧所致，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一章第二条之规定，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

　　赵女士则认为，小思奇的脑病与被告医院未对自己施以剖腹产手术有很大关系，而且在分娩过程中，医院胎吸的机器坏了，就是因为被告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才造成了胎儿长时间的窒息。“即使医疗鉴定事故委员会认定此例不属医疗事故，但也认为被告医院操作中有失误之处。因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小思奇的委托代理人孟律师说。由此，赵女士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医药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补助费、精神损害赔偿等共计10余万元。

　　法庭上，赵女士痛苦地陈述了孩子生病给家庭带来的沉重打击。鉴于小思奇可能终生残疾，无法体会生命的乐趣，赵女士当庭变更了部分诉讼请求，将诉讼标的额增加到34万元，增加的费用为从出生到73岁（北京市1998年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护理费、残疾生活补助费。

　　被告则态度坚决地拒绝赔偿。被告认为，根据鉴定结论，周思奇接生手术并不构成医疗事故。其次，脐带绕颈、剖腹产与窒息造成的脑病并无关联，医院的胎吸机在分娩过程中亦未坏；分娩过程中，赵女士的羊水已三度污染，此时采取剖腹产已无意义。医院针对当时的状况，已采取了相应措施，给赵女士用了催产素。因此，医院认为，周思奇的脑病是因宫内缺氧窒息所致，医院在整个产程处理过程中无任何失误。再者，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实效，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值得关注的是，法院审理期间，被告又提交了房山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关于本例事故鉴定的一则补充说明。该说明大意为，委员会认为本例技术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中所提及的医院在赵女士住院生产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有欠妥之处，是医疗过程事后专家所提出的技术上的问题，与患儿造成缺血缺氧性脑病无因果关系，故未定为医疗技术事故。

　　一方坚持索赔34万，一方坚决分文不出。因为双方分歧太大，当庭未能和解。目前，小思奇正在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做伤残等级评定，此案究竟结果如何，法庭将等待鉴定结论作出后择日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