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老大”，看过港台影视剧的人绝不会陌生。一般而言，凡称“老大”者必定占据某块地盘儿称王称霸，并在其掌管的势力范围内，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吐口唾沫能砸个坑儿，同时还能颐指气使地左右众人的利害关系。现实生活中也能遭遇到这样的“老大”，不过这并非是黑社会的头面人物，而是左右市场，宰割消费者的垄断行业或企业。

　　笔者此言并非空穴来风，请看事实：最近,北京市电信部门发布了“电信资费调整规定”。按此规定，月租费由21.6元上调到25元，同时取消了原月租费中的免打25次的计次。计次电话也由每3分钟0.18元上调到0.22元，此后每打一分钟收0.11元。这样算下来，北京人在家打电话，过去1小时话费是3.60元，现在就要掏6.49元。为安抚消费者，北京市消协煞费苦心，提前安民告示：“下月电话费，吓您一大跳”。可为什么让消费者多掏钱？据电信部门称是由于“市话亏损”。这番解释叫人觉得有些强词夺理，凭什么企业亏损，叫消费者出钱负担呢？再者说，直到目前电信部门也拿不出具体的亏损明细，据说是“需要3至5年才能算出来”。既然如此，又根据什么说“成本亏损”呢？最让人不解的是，自称亏损的电信企业，其“职工收入竟然高出社会平均收入38%”。

　　这且不算，过去北京公共场所安装的多是磁条卡电话。为此，不少消费者花钱买了磁条卡。现在，电信部门不声不响地给换成了投币式和IC卡电话，而“全市尚有的磁条卡电话屈指可数”。电信部门到底是退还卡中余款，还是增设磁条卡话机，事发至今，没人吭声。(《北京信报》2001年4月12日)结果让不少攥着磁条卡的“上帝”干瞪眼，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有消息报道说，“北京市电信资费调整规定”发布后，北京市消协接到许多消费者的质询和投诉。为化解矛盾，沟通消费者与电信部门的联系，北京市消协于3月26日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政府相关部门、相关企业及消费者代表，就“电信资费调整是否合理”举行座谈。谁知，北京市电信部门的有关人士拒绝参会，并且声称“调价与我们企业无关，我们没有必要参加此会”云云，(《北京日报》2001年4月12日)摆出了一副“我是老大，我怕谁”的架式，就是不肯赏“上帝”这张脸。

　　其实，作为企业理应懂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应该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企业围着市场转”，说到底就是“围着消费者转”。只有把消费者服务好了，伺候周到了，“上帝”肯掏腰包，企业才能有生路。“上帝”要是不肯做企业的“衣食父母”，企业只好关门倒闭。问题是如果市场出现垄断行业，对不起，一切都得由老大说了算。

　　这些年，作为消费者，几乎每个人都曾遭遇过垄断行业“老大”们给予的不公正待遇：民航涨价、火车票涨价、电信部门强制收取初装费、保险公司不合理的强制保险等等。但是，却鲜有这些行业或部门，向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赔礼道歉。屡屡发生的事实表明，作为消费者是惹不起垄断行业或企业这个“老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老大”凭借着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强制他人实施其指定的交易行为或强制他人接受其指定的交易，而交易者对其低劣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落后的管理水平却无从制约。

　　虽然，市场失衡与无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源于垄断，但若认真分析起来，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些垄断企业是依靠自身经济的强力发展在竞争中形成自然垄断地位的，而国内的不少行业与企业，却是依靠行政权力与政府行政干预而形成的行政垄断。这种行政垄断比自然垄断对市场的公平竞争危害更大，并且极易滋生腐败。据国内研究机构统计，行政垄断“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每年达1300亿至2020亿”(《北京晚报》2001年4月13日)。

　　由此看来，要真正解决“我是老大我怕谁”的问题，必须首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同时还需要积极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和重组。只有这样，才能使消费者真正主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