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行为：王海打假

　　-发生时间：1995年3月

　　-行为意义：不仅仅是开了消费者个人打假的先河，启发了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而且也是商业调查公司这一新兴行业的领跑者。

　　-自述人物：王海

　　-宽街小书店的一次无意间的翻弄，让我看到了法律的矛盾之处

　　-不要以为我只是好奇，我始终没忘在法律和成本上的算计

　　1995年春我人在北京，正在读一个法律专业的成人大专，没什么事，整天泡在商场里、书店里。

　　三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宽街的一家买法律书的小店里翻书，无意间看到一本法律方面的书，上面对“消法”有了新的解释，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49条”，它规定了“损一赔二”的原则，这与我们民事法律规定的“损一赔一”有所不同，是所谓惩罚性赔偿。这在以前一直是不提倡的。

　　这事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与我学法律有关，我有专业方面的敏感，但也与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质疑，很有一点质疑精神。我从不迷信，既不迷信名人，也不迷信名牌，也不迷信报纸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这是我个性中挺明显的一个特点。

　　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挑战，敢于尝试。初中毕业时，由于家里有困难，我就来京为父亲打理业务，成绩不错；十八九岁我手头只有一两万块钱的时候，就敢作一个大企业在北京的代理商，向家里借了好多钱。

　　由于这些性格因素，我很快就决定去试试这条新法令的可兑现程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最差也可当成娱乐吧。一两天后吧，是在1995年3月25日，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去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花了170元。我那时也就22岁吧。

　　此后在“尝试”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许多问题。为了这两副耳机，跑鉴定、到各单位投诉，我发现即使有了《消法》的规定，法律还是不能保护我的权利。我为此花了三四百吧，即使商品成本回来了，投诉和鉴定的成本也不回不来了。

　　不过我不退反进，考虑之后决定再多买一些，这样后一部分成本就会降低。当时我还有个亲戚在北京考学。我是学法律的，我知道如果我自己再去的话，在投诉时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人家会说你知假买假。我的设计很严密，于是我就让他去，然后与我分别投诉，作为两个独立的个案。

　　结果他买了，我给了他钱，买了十个耳机，但是他不好意思去投诉，还是只好我自己出马。

　　然后相关部门就开始扯皮，再后来就有点泥牛入海了。不过这期间，货款是退了。

　　-蛰伏青岛理性地思索了半年，我找到了一生事业的契机

　　-争论至今落后于我的实践

　　四月份我回到青岛。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法律的课也还在上，在老家和一些老师、同学及一些律师讨论这件事，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新的问题。

　　同时，我也开始通过报纸和有关的资料来了解有关假货的情况。大约半年吧，我经过思考、了解，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假货市场还不能马上消失。打假有可能成为我的一个新的事业的契机。

　　为什么我会得出这个判断呢。

　　不少中国人的内在约束力比较缺乏，一些人无所敬畏———特别是对生命，也没有一个好的道德环境，不少人笑贫不笑娼。

　　外在的约束也不充分。法律更主要的是保护企业的利益，怕企业破产，对消费者保护得不够。这决定了打击假冒伪劣的力度是有限的。此外还有地方保护、腐败等因素在内。

　　九月底我再回北京，决心再做尝试，但我心里，这第二次尝试，已不是个人的打假索赔，而是要搞个调查公司，帮企业查假，帮商场打假，帮消费者维权。当然切入点还是选取在打假索赔。索尼的事，再回北京时也了结了。我又买了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产品，皮包、衣服、皮鞋、腰带，钱也花了不少，但心里比较踏实，至少不会赔。这时进行索赔就比较顺利了。

　　我选择这个时机回北京也不是盲目的。那时北京出台了一个实施《消法》办法，把若干种行为界定为“欺诈行为”，9月1日开始实施。我分析了这个新的形势才第二次进京。

　　后来由于媒体的介入，我个人的打假行为在全国形成了讨论，一时间很是热闹。这些争论的内容到现在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大家争论较多的一直是在打假索赔上，也有很多人起来效仿。但我一直在忙着成立公司，直到1996年底才注册成立。这期间我到各地去尝试，建立关系，准备铺设网点。我心里很清楚，仅仅打假索赔，不可能形成规模化，打假事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造假势力也有变化，甚至在壮大

　　-WTO之后，也许会出现更多的不同利益集团代言人

　　这几年，我们的调查业务一直在做，每年查数十个、上百个造假窝点，收入来自各地大公司、大企业的委托。但不少收入都用在了公益方面，比如1997年查了水货手机，1998年查了全国性的性病游医。

　　现在调查业已成为一个产业了。全国有数百家我们这样的公司在帮企业做调查，已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打假事业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造假一方也在发展、变化，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强化。

　　随着打假力量的发展、法律的进步，造假者在赚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寻找依靠力量，有些人成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的去买了各种金色招牌，什么质量认证啊，什么优秀产品啊，其欺骗性更强。这样，打假的难度就更大了。

　　但也正因为这件事有难度，我们年轻人去做，才算是挑战，才有意义；如果手到擒来，也没什么成就感。

　　我个人的成就感有一点，但并不是很强烈。因为很多问题被我们发现了，但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心中有很多遗憾。

　　随着中国进入WTO以后，会形成很多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有行业的，有外商的。比如温州人有了自己的商会；韩国人来做生意，也有了自己的商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协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成的。

　　也许通过各方的不断努力，能够使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快，与国际的接轨也会更顺畅。

　　此外，随着律师诉讼代理业的发展，普通人打假会更容易，而且会受益。而现在，打官司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文／南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