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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内容。
人的需求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本能，社会属性的本质是精神性的，是利己与利他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更要改变人的需要，使人们从自然属性中逐步解脱出来，从注重物质生活转向注重精神生活。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它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评估历史，重新定义幸福。仅仅发展生产与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就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并不等于就与人类的进步方向相一致。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表现是人性的进化，即人与自然的相融。人与自然的和谐必然促进人与人和谐，而人与人的和谐必然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必然促进社会公平。
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市场配置虽然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但无法解决社会不公。社会不公一旦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就会酿成社会动荡，发展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
社会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近代的经验教训表明，扼杀社会效率就等于扼杀民族活力。
我们不能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就必然稳定，危机就必然化解，社会就必然和谐。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更大。我们和平年代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环境生态。经济形势一日一变，社会形态一年一变，环境生态十年一变，但它们产生的实质影响正相反。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需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ＧＤＰ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发展后劲都跟不上，是因为取得的大部分效益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生态，与体现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公平，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即是说，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对自然的回报相平衡；当代人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本区域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发展为代价。
追求公平也一直是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旨。199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把代际公平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2002年世界首脑会议，更是把解决当代社会公平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源于环境保护，而保护环境就是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内促进社会公平。环境公平与社会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仍沿袭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虽只有世界的4％，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中国在人均ＧＤＰ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私有制、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
城乡不公平。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拿环境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千万公顷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资源污染。
区域不公平。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不发达地区在竞争中日趋落后，中国的区域差距日趋扩大，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统一和谐。环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
阶层不公平。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
国际不公平。众所周知，地球的资源与环境容量有限。而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都假设地球的资源无限，还假设被开采并转化成商品前的资源无价。结论是，凡经济增长都要通过高消费拉动，凡资源环境的稀缺都可通过自由贸易交换，凡世上最理想的社会都可以将资源“按需分配”。从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建立在尽情开发自然、大量排放废物、盲目奢侈消费的基础之上。当世界粮食大量投放于发达国家喂养畜禽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为了生存与吃饭，使更多的森林草原沦为耕地，更多的江河被截流灌溉，更多的土地被荒漠化。100多年前地球每4年灭绝一种动物，现在每年灭绝生物四万种。
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经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资金去治理污染。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力优势，使ＧＤＰ得以骤增，一时引起世界瞩目，但马上就因为越来越大的能源环境制约而不能持续。更令人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沿袭了传统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带来了内部社会更大的不公平。
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与污染物排放量，早在1980年前后就已超过了地球的可承受能力。发达国家不足世界人口14％，却消耗着全球商业能源的80％。为弥合差距，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向世界郑重承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要占本国ＧＤＰ的0．7％，并无偿转让环保技术。10年之后，资金援助反而由占ＧＤＰ的0．36％下降到0．23％，除了北欧几个国家，发达国家普遍失信。新能源技术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
社会公平的核心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等。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阶层不公平，乃至世界不公平，都是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表现。逃避并推卸责任，都会使中国社会难以和谐，世界难以安宁。公平的环保促进社会的公平
我们需要一整套新的国家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是战略性的一步。现行的ＧＤＰ中只能看出经济指标，却看不出其背后的环境生态破坏。绿色ＧＤＰ则扣减了环境和生态成本，其数据反映了国家的真实发展水平，能够为决策提供判断依据。但由于技术、观念的障碍，绿色ＧＤＰ不可能短期出台。我们急需一套能够修正地方官员决策的考核标准，这就是官员环保考核。环保考核应包括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环境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长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还应包括当地政府对中央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
我们应该考虑重新调整国土规划。国土规划中的行政区域改革最为重要，因为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区域公平。我们应根据资源、人口、经济总量与环境生态的不同功能，确定不同目的，设立不同标准，调整不同区域，优化配置不同资源。
我们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用完善的环境付费和环境税收政策，可让高收入阶层拿出更多的钱改善环境，让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环境权益；让生产者自觉追求环保的生产方式，让消费者自觉选择环保的消费方式。我们还应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建立有地区差别的环境政策。我们还应呼吁建立国际环境补偿体系。发过国家对自然的索取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他们理应为拯救这个伤痕累累的星球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应保障公众参与以推进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必然是大多数民众意志的反映。惟有在完善的民主机制中才能真正确立社会公平，也惟有社会公平才能支撑民主机制的延续。社会公平的民主机制当然包括公众参与。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切入点。公众参与影响自己利益的环保决策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要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化，让公众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怎样，喝的水怎样；我们要推行环境决策民主化，在影响公共利益的大型工程开工前举行听证会，让公众充分发表意见；我们要实行环境公益诉讼，使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我们应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第一是发展循环经济。第二是开发新能源。第三是生态移民。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与最贫困区往往重合为同一区域。要逐步将此类区域中的居民搬出来向城市集中。发达地区应划出一定区域建成西部生态移民经济开发区。国家生态补偿资金要重点用在这方面。当地政府应进行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移民技能培训，并要考虑环境容量，发展绿色工业。为此，可以制定一个扶贫与环保的联合行动计划，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的成功经验充分吸纳进来。
环保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我们一定要最终完成环境文化建设。环境文化是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是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是文明转型的更高起点。
中国社会的公平诉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从环保这个能够使所有人共赢的领域切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的优势，展开一场导向和谐社会的公平实验。
作者：潘岳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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