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幼鸣
10月29日，央行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并放宽执行“利率市场化”相关政策。虽然此次加息幅度不大，但由于中国经济内部因素之间关联性与灵敏度已经形成，以及作为一个经济体，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重要性日益凸现，这一举措依然引发了国际国内市场连锁反应。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自1996年下半年以来的8年中，中国内地利率一直处于“降息通道”，经过连续8次降息，存款利率从10.98%下降至1.98%。去年以来，为是否应该“调头”加息，众多学术界、实务界人士展开了近乎话语混战的激烈争辩，直到最近，官方口径依然为“保持利率稳定”。此次突然转变态度，是否意味着一个讯号，“升息通道”由此打开？眼下，中外观察人士处于分析、揣摩中。
在关联性已经形成的状况下，利率变动与普通社会公众同样关系密切。加息对股市投资行为影响最为直接，不容忽视的是，其对家庭金融债务影响也不小。在该方面，于央行宣布加息后这几天里，一些专家通过简单算术法“解读”认为，加息对社会公众偿还消费类贷款影响甚微，实属以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
不难理解，今后一个阶段，加息对公众家庭金融债务是否构成重大影响，关键要看会否出现连续加息情况。种种迹象显示，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政府部门已经基本竭尽行政手段，但对“行政调控”的效果评估却出现了矛盾与疑问，要点之一为物价涨幅没有明显下降。央行突然加息属于启用市场化手段，下这个决心是权衡了各种利害得失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广大股市投资者利益受损)。既然决心已下，如果产生了预期成效并“试验”发现存在更大调控空间，继续加息可能性难以免除。
假设真的进入“加息通道”，社会公众家庭金融债务问题会变得严峻起来。近日，有学者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家庭所负担金融债务的主要指标甚至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起国内媒体一片哗然。家庭为甚。大的统计口径可能存在疑问，但具体到国内大城市负担有房贷债务人群，大家切身感受到的债务承担率指标即每月家庭收入用于支付债务的百分比，高比例地较大。数据显示，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就获得平均收入的家庭而言，“供养”一套80平方米均价住宅，以加息前的贷款利率计，超过一半的月收入已经用于债务支出。
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居民家庭可能“养”不起房，“民生”不易，自然属于政府出台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牵涉复杂的关系排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考验着决策者的执政能力。于“微观”和个别化层面，公众自身则需要未雨绸缪，技术性地应对加息可能导致的变化与后果。
首先，正视加息的背景与可能趋势，公众应具有顺应性调整家庭金融债务结构的意识。也就是说，一旦“加息通道”打开，要尽可能减少家庭负债总额。对于部分既举债同时又投资股票市场、保险市场的公众来说，坚决撤出投资资金，以减轻金融负债盘子，属于应该认真考虑的选择。
其次，加息的显著目的之一是从供应与需求两头着手，遏制房地产市场过热。近年来，由于“历史欠债”过大，城乡居民改善居住条件起点低下，真实消费需求旺盛是房地产市场火爆的主要原因；同时，低利率对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的刺激作用也“功不可没”。在加息的背景下，对于投资性贷款购房，公众必须持有慎重态度。要高度警惕房价涨幅趋缓，甚至市场交易价下降，而贷款的资金成本攀升状况出现——通俗地说，就是“吃双面耳光”。
事实上，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与普通公众利益产生关联并非刚发生的事，只不过到眼下阶段，关联面已越来越广、关联度已越来越高。应该看到，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政策变化均会导致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利益得失——它属于日常生活中必须具有的“方法论”之一。当前，公众应警惕并预防加息致使家庭金融债务恶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