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紧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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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亮?编辑：唐清建

　　生育政策的频繁变动是导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生育率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以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为代价的。如果这种代价过于沉重，超过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政策的调整就是必须的。

　　近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一个场合做了“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表示。于学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在还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待结果出来后我们会向中央提出建议。”

　　当记者就国家是否有“二胎”政策松动的迹象采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沧萍时，他表示：“这是于学军作为个人意见来谈的。”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关方面正在进行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为政府决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会根据整个社会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二胎”呼声渐高

　　据悉，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最初是依据到2000年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一目标而制定的，由于种种原因，使得12亿以内的目标难以实现，其后把人口控制目标修改为12亿左右，现在则变成13亿以内。

　　“但是现在的社会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就要相应地做出调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指出。

　　据了解，一个专家小组向政府提议，最终废除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严格限制，转而实施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宽松政策，一些社会学家今年初向国务院和国家人口与计生委递交的提议也呼吁最终允许所有妇女生育二胎。

　　邬沧萍介绍说，上海在今年4月15日放宽了生育政策，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就进行了微调，取消了原《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应当有四年生育间隔的规定。

　　据记者了解，政府在今年年初任命了一个各部委工作小组，由三位高级官员牵头，250多位专家组成，专门研究人口增长趋势以及对经济的潜在影响。这个研究小组将研究人口数量、素质、老龄化、性别比例等各种人口问题。

　　国策落伍？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政府正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副主任兼经济师左学金分析指出，已经在为退休生活大笔储蓄的中国人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储蓄并减少支出，这种趋势会导致整体经济投资和消费支出不足。

　　“各级地方政府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有时难免过于强硬，从高额罚款到强制堕胎动用种种惩罚手段。也有的基层官员滥用职权，利用计划生育相关的罚款来敛财。这也是促使政府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另一个原因。这些做法长期以来一直使中国的生育政策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室的一位专家私下对记者说。

　　我国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陈友华日前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论文指出，生育政策的频繁变动是导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生育率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以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为代价的。如果这种代价过于沉重，超过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政策的调整就是必须的。

　　关注“过渡方案”

　　　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个仅仅执行了20年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生育观念。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认为，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在执行计划生育多年后，人们的生育势能实际上增大了，使得中国存在不少潜在生育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虽然潜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处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农村，但据调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潜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视。

　　专家指出，城市地区生活水平提高、大批民工进入城市等因素削弱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期望。高昂的子女成本抚养费、父母追求个人事业发展的愿望、更好享受闲暇生活等种种原因，使许多夫妇都放弃生育。

　　“我们必须设计出一套过渡方案，这样就不会导致人口猛增。”左学金说，“整个社会都将从生育政策的调整中受益。”

　　为此有专家建议：从2010年开始，允许35岁及以上妇女生育二胎，此后每年降低一岁。

　　据于学军介绍，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计划，以提供准确的人口基础数据、勾画中长期人口发展蓝图、提出人口发展的战略措施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赵白鸽指出：“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会把人口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主要思考方向，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指标将从反映人口数量增长的指标，扩充到反映人口健康素质、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生活质量、人们享有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