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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的名单上。
他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中颇有建树的专家。
他们的研究领域也许并不为人熟知，但却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拥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同样精彩的“质检人生”。张成海的———执著
张成海，1965年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常务副主任、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十五年前的一个寒冬，我与你偶然相遇，这钟情一见，便注定与你长久相依。为了你，我遍历了创业的艰辛，把足迹和汗水留给你—————成长的每一片土地。为了你，任凭岁月蹉跎、青春流逝，把我的生命，融进你那渐渐强大的身躯。为了你，我将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提升生命价值，把明天的精彩托付给你。———节选自张成海诗作《为了你》
在采访张成海之前，先在网上拜读了他的诗作《为了你》。让人惊讶的是，这并不是写给爱人的情诗，而是献给条码技术的肺腑之言。
张成海说：“这首诗写得并不专业，曾有人提出要给我改改，被我拒绝了。因为在我看来，诗里的每一句都是真情实感，酝酿了整整15年。”
15年前，条码技术在国内刚刚起步，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条码到底为何物。而15年后，条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幸运地享受着条码技术为生活带来的便捷。国内的条码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在世界排名第3位，目前国内有超过10万家企业，100多万种商品应用了条码。
张成海熟知这些成绩背后的点滴艰辛，15年来，他见证了条码技术在中国发展的每一步足印———发布实施第一批条码国家标准；发展第一个条码系统成员；赋予第一家企业厂商识别代码；生成第一张条码胶片；认定第一家条码印刷企业；建立第一家条码扫描销售商店；举办第一届ＳＣＡＮＣＨＩＮＡ展览……万事开头难，张成海坦言，最难的还是条码技术的市场推广阶段。那时候，对于老百姓而言，条码技术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为了进一步推广，张成海过着像“推销员”一样的日子，全国各地跑，到处介绍条码技术的重要性，一一说服企业应用条码技术，也吃了不少的闭门羹。
“当时，很多企业对我们说：‘你要卖什么产品就拿出来吧。’其实我们推的并不是产品，而是一种理念，一种管理方法。后来一家企业将信将疑地申请了条码，可是申请半年以后，却发现在出口的时候根本没人提条码的事，就很气愤地说我们是骗子。后来又过了两个月，他们写了致歉信来，说有一笔生意涉及到好几个产品中间商，由于别人的产品没有条码，只有他们有，最终他们的产品成功地出口了。这都是最早在推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当然任何一种新的理念在推广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回顾推广初期，张成海感慨良多。
作为我国条码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张成海在15年时间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他主持制定了以《商品条码》为核心的10多项国家标准，建立了我国商品标识代码与条码标准体系，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为我国商业自动化和产品出口创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张成海强调，这些成绩是和同事们一起取得的，他认为能和同事共同打造一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事业是非常荣幸的事情。采访过程中，他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并拿出了物品编码中心成立伊始时的员工合影，他说，有些同事已经退休了，但他们为这个领域创造的成绩至今仍然看得见。
如果没有条码，商场超市的收银台前会排起长队。如果没有条码，出口商品没有那么便捷。张成海和同事们的努力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潜移默化的转变。但在张成海看来，条码技术的发展中还有更多的使命有待完成。“目前，国内的条码技术发展很快，但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国外，条码并不局限于超市商品，在物流和电子商务方面都有所涉及，使用非常普遍。而在国内，条码在超市和出口商品上的应用程度达到98％，但是在其他方面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张成海的座右铭是：最令人鼓舞的事情，莫过于人类能够孜孜不倦地提升生命价值，他确实做到了。1998年，考虑到条码和物流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他去了北方交通大学学习物流管理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最后获得了博士学位。
条码工作是张成海的第一爱好，而另外一个爱好是阅读。办公桌上堆得满满的文件旁还摆着几本《经理世界》，工作之余张成海喜欢看一些人类学方面的书。他说，“看书就是一种充电过程，而工作和生活是一种积累，我们要不断充电，不断积累以完善自己。”采访张成海是件很开心的事，因为聊天过程中他经常会有经典的语言和想法冒出，透露着他对生活、对工作、对条码事业的执著。朱水芳的———辛勤
朱水芳，1963年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员，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动植物检疫研究所副所长，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ＴＣ34／ＷＧ7）专家组成员，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朱水芳给我的印象很像一只辛勤的蜜蜂，这和他的忙碌有关。
约朱水芳采访实在不是件容易事，前前后后打了无数次电话，他都在外地出差。后来才知道，他全国各地到处奔忙，为的是解决检验检疫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出差回来后的朱水芳依然不得空闲。最终的采访在一个午饭时间进行，朱水芳的嘴忙坏了，勉强咽下去的饭菜、滔滔不绝脱口而出的是一段忙碌的历程。1986年至今，朱水芳从事检验检疫工作已经18个年头，他的主攻对象是植物病毒与分子生物学。
检验检疫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与环境安全和百姓健康直接相关。而分子生物学等高新技术可以解决检验检疫工作中许多技术难题。朱水芳把自己的工作看得非常重要，始终庆幸自己能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倾注了大量感情，努力耕耘带来的是丰盛的收获。18年来，他主持了10来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及政策咨询性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论文及综述，主编并参与国内外9部专著的编写，同时，申请了20余项技术专利。最重要的是，他解决了质检工作中多项重大技术难题，两次发现重大疫情，解决了3种国内外重要疑难病害的病源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研究和技术贮备，为质检工作献计献策，并在科学研究、成果推广、产业化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以上描述来自于有关他的材料介绍，朱水芳自己并没有提起只字片语。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病毒”，如何找到植物病毒的病源，怎样检测进口植物病毒……除了病毒、类病毒和细菌之外，朱水芳在转基因产品检测方面也极有造诣。他认为，转基因产品检测与管理是一个世界性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政治、经济、贸易问题。更是质检系统新的重大业务疑难问题。主要困难在于转基因产品种类多、缺少标准物质、混合样品检测难度更大，既要定性和明确转基因品系，又要定量，需要使用一些全新的技术、设备和实验条件。
带着对转基因产品检测的深刻认识和极大兴趣，朱水芳曾主持了国家转基因技术与产业化重大专项“国家转基因产品检测实验室和转基因植物检测方法体系的建立”，组织系统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攻关。他在设立“国家转基因产品检测实验室”和“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中心”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国内外交流与检测实践，明确了转基因产品检测实验室人员、设备、技术、质量控制要求，完成了实验室基本建设任务，起草了基因检验实验室技术要求及其定性、定量检测技术等全套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同时，建立了转基因产品检测完整的方法体系，专家鉴定认为，总体水平达国际先进水平，个别技术国际领先，目前4个国际标准正在起草中。
目前，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已应用到我国农产品出口检测中，为每年数百亿产品出口提供了技术保证，朱水芳对于国家在转基因产品检验与监管方面的能力充满信心。朱水芳有多次出国学习的经历，1989年和1992年他两次公派赴澳大利亚和美国进修。“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国外科学研究的最前沿的动态，接触到这个领域中最权威的一些科学家，也学习了最先进的一些经验和技巧，还增加了干好工作的信心。”
在国外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项研究，一个是发生在美国的“兰霉花叶病”，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一直不清楚病原，另一种是被国际病理学年鉴称为“百年不解之谜世界性难题”的芒果畸形病原，朱水芳在研究中均有突破性进展，并获得了国际病毒学会分类委员会的认可。这样的经历让朱水芳信心倍增，他决心要用自己的技术为国家做点事。
回国后，朱水芳继续刻苦钻研业务，工作中很快地取得了一些成绩。2000年，他主持“法国进口葡萄苗隔离检疫”项目的这一过程最让他难忘。
当时，国内从法国进口大量葡萄种苗，朱水芳和同事们经过检测，发现其中含有番茄环斑病毒与烟草环斑病毒等我国进境植物检疫一类和二类危险性有害生物，如果不加以控制，会对国家果树产业造成严重影响。于是，检验检疫部门立即对有病苗木进行了及时的检疫处理，防患了重大外来生物对我国农业的威胁。和法国有关方面的谈判有几分戏剧性，当时，法国派来了国际知名的病毒专家进行谈判，朱水芳是中法谈判的主谈专家之一。他笑言，在谈判的权威专家中，他的资历是最浅的，但在谈判中却取得了胜利。法方最初并不相信中方的检测技术和能力，在看了检测报告和相关技术之后，开始赞叹中方的检测技术水平，最后甚至提出今后中法执行有关双边协议时，以中方的技术为准，这场谈判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朱水芳很低调，他再三地强调，所有的工作都是和同事们一起创造的，不是一个人的成绩。采访结束后，朱水芳背着他的手提电脑急急忙忙赶去开会了。在质检战线上，这个对工作满腔热情的“忙”博士永远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全力以赴地为检验检疫科技事业忙碌着。陈颖的——深情
陈颖，1972年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博士，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食品安全研究所有害生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分子遗传学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后，山东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在见陈颖之前，记者的脑海中曾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充满化学气息的实验室里，不苟言笑的她，一袭白大褂，说的全是些听不懂的数据和术语。
所有的胡思乱想在见到陈颖之后全盘瓦解。如果不是听见她的同事叫她“陈博士”，记者很难相信眼前这位清秀文静、满面笑容的年轻女子就是从比利时学成归来的博士后陈颖。陈颖坦言自己是个不善言表的人，但从她简单的言谈之中，记者能感受到她对工作的深情。陈颖说，是国家质检总局一位素昧平生的司长在偶然的机会看到她的简历后，把她引入了质检事业大门的，她和质检工作从此有了不解之缘。“从事这项工作，我觉得很光荣，但是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陈颖对于自己的工作感情很深。
在外人看来，分子生物学只是个专业的科学术语。而在陈颖的描述中，分子生物学的世界生动而丰富。她给记者讲了一个“羊肉串”的故事。有一个厂家是生产羊肉串的，从一个地方卖往另一个地方。在各地的销售过程中，有人检举说他们的羊肉串里掺了猪肉，这种问题不仅仅是掺假，更涉及到民族宗教问题，于是引起了民事诉讼。虽然有多种感官检测方法能够得出正确结论，但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最后，陈颖和同事们运用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得出的结果成为最有效的证据。
近3年来，陈颖参与了一系列攻关活动。在科技部社会公益课题“进出口食物中转基因成分的检测”，陈颖与同事们一起建立了完善的商业化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及以此为原料的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定性和定量检测方法，特别是在对深加工食用油中转基因成分检测方法的建立上，陈颖提出了多种试验方法，通过反复的验证，最终确立了食用油中转基因成分的有效检测方法。目前该方法已申请了国家专利，所建立的系列方法为我国转基因生物标识条例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为本系统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说到食品安全方面的工作，真要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人。3年前，当我带着十足的书生气懵懵懂懂地进入到检验检疫行列中时，我对质检事业的了解可以说是肤浅的、片面的，思维方式以及做事方法也都是纯科研性的，是领导和身边的同事们让我懂得了质检事业的重要性，让我更努力地工作。”陈颖没有过多地描述工作中的困难和艰辛，她觉得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提到那些在她耕耘过程中给予帮助和鼓励的人，陈颖很有感触。“如果没有领导对我的支持、鼓励和信任，没有同事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想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陈颖的档案上有非常亮丽的一笔———抗击非典二等功。在非典时期，国外部分发达国家陆续采取措施，利用ＳＡＲＳ疫情对我国相关产品设置技术壁垒，限制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为尽快破除这一技术壁垒，国家质检总局迅速启动了食品、动植物及其产品中ＳＡＲＳ病毒检测方法的研究课题。直到今天，陈颖对做ＳＡＲＳ时的整个氛围印象仍然深刻，因为所有的实验都是在ＳＡＲＳ最盛行的时候做的。
任何实验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实验也不例外。为此，陈颖和课题组的成员对实验不断进行着尝试调整。为了使实验的设计更加合理，实验的可操作性更强，实验的结果更加准确可靠，陈颖和同事们一起与病毒所的病毒专家进行反复讨论验证。在ＳＡＲＳ流行的日子，陈颖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奔波在商检所和病毒所之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经过18天的艰苦攻关，2003年5月5日宣告研制成功，并于5月8日通过了专家鉴定，使我国率先攻克并掌握了食品中ＳＡＲＳ病毒的检测技术。“非典期间的成绩是大家共同取得的，其中有众多质检人并肩作战，还有领导的运筹帷幄。”陈颖三言两语淡化了自己的成绩。“过去的都将过去，前面的路还长着呢，怎样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为检验检疫提供更好的技术服务，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
从转基因检测到抗击非典，从科技部课题到国家标准，陈颖的忙碌和辛苦不言而喻，但她一直保持着快乐的好心情，“单位就像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们都累并快乐着。”陈颖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走出实验室的她同时肩负着研究以外的很多工作。她多次承担所里外事活动的翻译工作，与国外专家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她曾参与了与德国ＧｅｎｅＳ?鄄ｃａｎ及美国埃夫朗公司的合作谈判、中美技术交流会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采访的最后，在明亮整洁的实验室里，记者看着陈颖小心翼翼地安置手中的检测小管，神情专注而投入，灿烂的阳光斜斜地撒在她白色的工作服上。
作者：朱文达 本报记者 刘 佳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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