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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了大半辈子地的王法端，是山东省蓬莱市新港街道赵格庄村人。街道管着的村庄，半是城市半乡村，王法端已不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
王法端依然做农活，不是在他家的承包田里，而是在烟台中粮葡萄酿酒公司的葡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从2001年开始纳入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行列。王法端在这里感受着标准化种植带来的巨变。土地承包出去工作承包过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春节刚过，农民就开始盘算：去年的玉米价格怎样，花生的销路如何，谁家的苹果赚了大钱，谁家的红薯烂在田里。以往20来年，王法端每年开春都要如此这般地盘算一番。一旦定下来种什么，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该买的买，该修的修，样样操心，一样都不能少。
但是，从2001年开始，王法端不再操这份心了。他家的0．22公顷承包田已经承包给烟台中粮公司，公司每年付给他1386元的承包费，每3年按10％的幅度递增。同时，他从公司承包了7．04公顷土地的葡萄种植。从葡萄发出新芽到采摘前，公司按月给他开工资。葡萄交公司后，公司先按标准核定等级，再根据议定的价格和总量结算。
今年62岁的王法端是个种田能手，胶东半岛上的农作物，没有他没种过的。但是，自从进入这片示范区，他就只和葡萄这一种作物打交道了。公司有产品检验、土壤检测、病害调查和气象服务等机构提供他所需要的信息，技术人员常来基地按照标准化的要求指导生产。农药、化肥、生产设备都由公司统一供应，收获的葡萄由公司收购。什么时间做什么活，怎样做，也都由公司统一安排。
“挣了人家的钱，就要受人家的管，更要给人家干好。”说这话时，王法端的脸上没有一丝失落。摆弄土的工人拿工资的农民
8月上旬的胶东，连续下了几场大雨。这可能给喜欢阳光的葡萄带来病害，公司要求，必须在一天半之内为葡萄喷洒一遍农药。放晴那天一大早，王法端就来到了他承包的葡萄园。
身着Ｔ恤、短裤，脚踏软底胶鞋，如果在两公里外的海滩上，你会以为他是休闲的市民；身上虽一尘不染，鞋上却有几处泥巴，这是他几个小时劳动的印记。
说是劳动，王法端也只是拉闸放水入池，再将农药投入池中，搅拌均匀后打开机械泵，通过布设好的管线将药液送到每排葡萄架下。他欣慰地说：“自从到了基地，按标准化种起了葡萄，我就算是半个农民，半个工人了。”
所以说是“半个”，他的解释是：说是工人，可整天摆弄土；说是农民，却拿着工资。7月，他拿了5000元；6月，他拿了10000元。6月的活几乎比7月多出一倍，工资也就多了一倍。他拿工资的方法还很时髦，颇有些绩效工资的味道。
整个上午，王法端都在池边来回走动着，看着回流管的流量，不时调节着输出管的药液。从池边放眼望去，万绿丛中飘浮着几朵白云，那是几名民工在喷洒作业。
王法端依然用亩来说他承包的这片葡萄园的规模：105．6亩。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基地每亩要6000元，105．6亩就要63多万元，都是公司的投入，也不从承包人的收入中扣除。没有公司，这样的葡萄园只能在电视中看到，还是人家外国的。没有标准化也不行。就说这喷药，你3天他5天，药没喷完，再赶上一场雨，葡萄就长斑了。葡萄园成为农场老把式甘当徒弟
烟台中粮的葡萄标准化示范区共有400公顷，分布在蓬莱的三个基地中，每个基地中最小的种植单元即生产“车间”也有3．33公顷即50亩。无论走进哪一块基地，如果没有周边的丘陵、树木和村庄作参照，人们很难分辨出彼此的差别。
每排葡萄架的长度都是100米，都由13根相同规格的水泥立柱支撑，每排葡萄架上都设4道镀锌铁丝。每株葡萄的高度都在1．5米左右，都留两根主蔓，每根主蔓都等距离留下若干新枝，每根新枝几乎都有两串葡萄，每串葡萄的形状、大小也几乎一致。一排排葡萄如同一扇扇同一工厂生产的同一批次、同一规格的水墨屏风。
三个基地共有王法端这样“一半是工人”的承包户76家。王法端所在的新港基地的领导是王福成，他的正式头衔是经理，但更像个师傅，因为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农技指导，他称他的徒弟们为农业产业化工人。农技指导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蓬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编制的《葡萄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在局长徐洪雁看来，正是农技人员的具体指导，标准才“活”了起来。因为标准再详尽，下不下雨，哪一天下雨，下多少雨，也不由标准说了算。
在王师傅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新港基地7月23日发出的一份紧急通知，内容大致是由于近期频繁降雨，导致病菌大量繁殖，对当前生产提出的要求。王师傅说，这样的通知今年已经发了20次。王法端说，正是这些通知、字条的无数次打磨，才磨掉了他的农民习性。
成了半个工人的王法端以一丝伤感的语调对记者说：“这样搞下去，不出10年，胶东的农民就永远消失了。到那时，现在35岁以下的人，可能只懂葡萄或者只懂苹果，想成为半个农民都难了。”
在这一丝伤感的背后，在那夹着胶东腔的普通话里，王法端道出了农民对土地和市场双重解脱后的轻松。
作者：本报记者 徐 风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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