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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励漪
看了本报8月23日十四版《杨琪：在上海生活不逛街》的报道，不少上海人很是感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提高像杨琪这样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的消费能力，一是通过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或说创业机会来增加收入；二是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减少后顾之忧，愿意即时消费。
对于第一点，上海市劳动及社会保障部门透露，要在创业能力、创业计划、创业资金和创业场所等各环节，进一步加强对杨琪等下岗失业者的支持。通过加强对非正规劳动组织的扶持和管理，发挥其孵化小企业的作用，开发更多的“4050”就业项目。
在上海被称为“家庭公司”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下岗之后从“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开始，由家庭小作坊起家，通过吸收新成员慢慢发展壮大；第二种是下岗工人合伙创办一家微小型企业，成员都是合伙股东，各自分工，相互照应。该市目前共有2.7万个“家庭公司”，吸纳失业、低保人员总数超过25万人。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已成为缓解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
此外，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还在进一步提高创业培训的质量，做好开业指导和创业项目扶持，尤其是加大开业贷款担保和贴息的力度，为下岗失业人员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开业成功率。上海今年的目标是，实现新增就业岗位50万个，努力将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左右。
对于第二点，华师大法律系教授关保英认为，以立法形式建立相关的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制度，惠及更多低收入人群，应尽快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关教授说，目前我国仅对国家干部、国家正式工作人员离退休以后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以法规或规章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但其他的许多社保内容并没有法律做保证。在转轨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没能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获益甚至反而受到损害的人，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穷大家穷，要富大家富。对此，国家应该强化宏观调控，并通过法律形式来保障杨琪这部分人权利。他认为，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税收手段，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再用它们来支撑社会保障制度。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收入多了，后顾之忧没了，还怕杨琪他们不逛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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