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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富有400人的平均快乐指数为5.8，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者的平均指数为2.9。
如果让你从1到7选出一个数字，1代表“对我的生活根本不满意”，7代表“完全满意”，那么毫不奇怪被《福布斯》杂志列为美国最富有400人的平均快乐指数为5.8，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者的平均指数为2.9。
一般说来，风餐露宿的人不可能拥有烛光晚宴和绫罗绸缎，也不可能享受挥金如土的感觉。
但不要这么快就妄下结论。在过去20年间断断续续的调查中人们发现，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的快乐指数也是5.8。此外还有肯尼亚的游牧民族马赛人，他们生活在简陋肮脏的草棚内，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而快乐指数同样为5.8。而生活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人们，对他们来说经济的一星半点改善都似乎具有重大意义，而他们的快乐指数也达到了4.6。
钱能买到快乐吗？特别是当一个国家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国家财富增长时，公民的整体快乐水平是否也会上升呢？凭直觉，你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毕竟传统经济理论显示，收入的增加可以让人们满足更多需求，而得到满足的需求，甚至欲望越多，就会感觉越快乐。而且有钱就可以有更多选择。用10美元你可以去买牛排或者热狗，而如果只有1美元，那么你只能指望冰箱里还有些开胃的小咸菜。经济学家曾说，人们的选择余地越大，快乐程度越高。
但是在心理学家眼中，事情要复杂得多。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城校区的心理学教授艾德·比纳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马丁·塞利格曼深入分析了150份有关财富和快乐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将经济指标看作幸福的近似值显然缺乏说服力。该报告即将在《公共利益心理学》刊物上发表。
研究显示，在很多国家，尽管过去10年间经济产值大幅增长，但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却没有明显改善，抑郁和不信任的程度反而有所增加。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当经济的改善满足了基本的食宿需求、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获得一份门卫的工作时，收入的确是衡量幸福的标尺。但这150份调查显示，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额外的收入将不再带来多少额外的快乐。相反，快乐是来自良好的人际关系、愉快的工作氛围、自我满足感、对生命意义的感受、以及对社会活动的参与。
比纳和塞利格曼总结道，经济兴旺不足以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一方面是因为拜金主义会对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没有奢华的生活人们也同样可以感受快乐。
更有趣的是，发现金钱与快乐同步变化的研究通常苦于无法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即通常所说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认为自己现在很快乐的人，多年以后赚的钱往往比当年自称不快乐的人更多。这说明幸福感可以使生产能力、创造性和其他导致收入增加的特长不断提高，而并非(或不只是)收入的提高带来更多快乐。对自身状态满意的人也更容易结婚，并保持稳定和健康的生活状态，而这一切都可以增加人们的快乐感。钱或许不能买来快乐，但快乐可以生钱。
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乍一看似乎是提升公民快乐感的明显途径。经济学家屡屡发现，总体上GDP水平越高人们的快乐程度越高。这似乎为“钱能买到快乐”的观点提供了佐证，然而它忽视了一件事情。富余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国家，尊重人权，有公平的法律体系、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所有这一切都是幸福的源泉。当你考虑到这些变量时，收入本身对快乐的影响就很微不足道了。
看看全球最富有的几个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均GDP已经增长两倍，而人们对生活的满足感(通过“你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怎样？”的调查得出)却几乎没变。日本自1958年以来人均GDP惊人增长，而国民的快乐感却一直维持原状。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鲁特·维恩霍文在对西欧的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结论。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增长导致欲望膨胀。奢华的生活越来越显得平常无奇，因此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心理满足。
如果心理学家在政府的经济班底中也能有一席之地，那么他们一定会指出，一旦某个国家达到一定的繁荣水平，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换取更多快乐。相反，维恩霍文教授说，提升公民的幸福感需要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投资，增加促进自由、民主、信任和公众安全的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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