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龙观现象”调查之四：可期待的社区明天

　　文/本刊记者 邢丽萍

　　什么是社区？

　　社区的元素是什么？

　　一个成熟的社区是什么样子？

　　这些问题对于许多国人来说似乎有些遥远，因为对于大多数城镇居民来说，他们不过是刚刚从“××家属院”、“××大院”走到社区来。

　　正因为如此，回龙观以及回龙观的故事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

　　但是，回龙观绝不是“桃花源”，它也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尽管回龙观让人看到了社区的美好，但是回龙观离“成熟社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回龙观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把眼睛投向了国外。

　　同胞社区：文化的凝聚

　　美国纽约有一个比回龙观更像“桃花源”的地方，那就是座落在春之谷的鲁道夫·史代纳同胞社区。这里有潺潺的溪水、缤纷的野花、自由自在的动物和小鸟愉快的歌声；这里鸡犬相闻，门不闭户，汽车不锁，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肤色的人们犹如一家人，亲密地生活、工作、学习。

　　社区周围近2000多英亩的土地都是属于鲁道夫·史代纳三元社会基金会的财产。1920年，几位来自曼哈顿的富有且追求精神生活的商人凑在一起买下了这一大片土地。他们一方面实践自然活力农耕，为曼哈顿的一家素食餐馆提供安全和健康的食品，另一方面使社区成为学习与研究人智学的基地。后来，他们在这里又相继建立了华德福学校、华德福教育研究所和鲁道夫·史代纳同胞社区。

　　鲁道夫·史代纳同胞社区是这个大的三元社会社区中独立的一个小社区，拥有约750英亩土地，在法律上以养老院慈善机构注册。养老院和自然活力农耕农场是社区的主要部分，同时还有幼儿园、医疗诊所、陶艺作坊、编织作坊、印刷厂和手工艺品商店等等。主要的工作内容有照顾老人、农作、清洁、办公室、诊所、幼儿院、艺术治疗和教育活动，同时还有各类作坊的工作。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以同胞相称，故称为同胞社区。

　　整个社区的工作主要由社区工作人员承担，同时也有许多义工和自愿者的帮助，老人和孩子们也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社区的工作人员自发地承担社区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并可自由地参与社区的决策讨论。

　　同胞社区的生活有着特别的文化，人们非常注重教育，很多工作人员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到华德福学校就读。作为北美最大的人智学文化社区，它不但在本地的社区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这里学习和研究临终关怀、护理、艺术治疗、社区发展和社区文化。

　　(如果说回龙观和史代纳同胞社区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人的亲密。他们都相信“人性本善”，他们之间没有隔阂和猜疑，有的只是同胞间的亲情和友情。

　　共同的文化和理念是鲁道夫·史代纳同胞社区形成的重要诱因和基础。对教育、健康以及自然环境的共同关注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注重社区的和谐，如同中国人注重家庭的和睦。

　　这与回龙观的状态很相似，回龙观人从回龙观找回了长期漂泊后的归属感。当然，回龙观文化的形成与回龙观人自身的特性分不开。回龙观居民大多属于中产阶层，他们关注生活质量，信奉“以人为本”，渴望实实在在的生活。

　　然而，两个社区又有着太多的不同。首先，同胞社区在法律上以养老院慈善机构注册，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具有突出的民间性和非营利性特色。回龙观尽管目前有了自己的业主委员会，但是许多时候它仍然无法避免行政的介入和干涉。其次，完善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是鲁道夫·史代纳同胞社区的重要特色，老人和儿童在这里受到特殊的照顾。同时，有大量的志愿者和义工在社区工作和提供服务。在这方面，回龙观就差了很多。

　　也许，回龙观的明天也会象史代纳同胞社区？)

　　长岛：转型的借鉴

　　美国纽约长岛如今作为独具特色的中产阶级社区而闻名遐迩。但二战前，这里还是一个恬静的小村庄，居民稀疏，皆以打鱼、种土豆为生。长岛快速发展的奥秘何在？

　　战后初期，退伍的数百万军人加上随之而来的高结婚率、“婴儿潮”，使美国房荒问题日趋严重。1946年底，纽约实业家、建筑商威廉·莱维顿在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于长岛牡蛎湾附近建造了一批没有地下室的廉价家庭住宅，为那些低收入者提供安家之所，从而出现了“莱维顿镇”，当时有17544户人家。与此同时，政府决定以发放国债的方式修建长岛高速公路，解决了大批退伍军人的就业问题。随着数以万计的纽约退伍军人参与到高速公路的兴建，莱维顿式住宅的居民越来越多，商业设施也逐渐完善起来，昔日人烟稀少的半岛，渐渐成为一个繁荣的社区。

　　(长岛社区最初的居民是当时社会的低收入者，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高价房，甚至没有工作。尽管随着长岛社区的成功建设，当日的低收入者已经成长为社会中产阶级，但是仍然改变不了长岛社区的同质性和阶层性特征。

　　美国的莱维顿住房直接导致了长岛社区的形成，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同样是回龙观社区形成的最为直接的原因。伴随着城市化运动的开展以及住房制度和私有财产合法化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将会在大城市中出现，新型社区的涌现在所难免。

　　长岛社区的发展告诉我们，社区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是能够有所作为的。面对转型时期出现的失业、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等问题，长岛社区的发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魁北克：诉求的作用

　　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省，位于加拿大东北部，是加拿大现代文明的发源地。20世纪60年代以前，魁北克省相对比较落后。20世纪60年代开始，魁北克出现了一场以“工商业的兴起，人们观念的转变以及教会势力的衰弱”为主要特征的“平静的革命”。魁北克社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魁北克社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60年到1968年，其主要特征是随着“平静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变革，社区组织大量产生。例如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生力军(Social animation)以及蒙特利尔工作委员会(简称COM)等。在社区建设上，社区组织提出在公园种树、建立学校、儿童乐园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要求。在政治上，他们希望成为民众的代表，在市议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没有如愿以偿。COM在1965年曾召集政府官员和居民一起开会，并迫使政府在住房和市政建设方面采纳了他们的许多意见。

　　第二阶段从1968年至1982年，主要特征是社区组织的政治化和激进主义。魁北克社区的激进运动虽然遭到遏制，但是也使社区的社会福利得到大力改善。1967年至1971年，魁北克建立了现代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社区服务中心，每个中心的服务对象从2万人到7万人不等。1977年，社区服务中心的组织者发表了一份《社区组织者宣言》，规定了社区发展的三条战略：社区成员作为经济和社会享受较少权益的一部分人，可以组织压力集团；社区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和商业上的发展获得经济基础并有可能走向自治；社区可以获得政治权力，以便在市政一级或国家一级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个阶段是从1983年至1991年，社区运动开始从政治转向经济，工作重点也转向了社会服务。这段时间，劳工、商人、政府和社区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了一些新的社区发展项目。如在地方社区服务中心发展了对老人的家庭护理项目、残疾人服务中心等等。

　　从1991年至今是魁北克社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志愿精神成为魁北克社区的一种价值观念，正义、平等、民主、团结等观念日益被人们强调和重视。非政府组织和志愿组织大量出现，国家开始承认社区作为社会发展的合伙人。

　　(魁北克社区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加拿大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运动到80年代的社区服务再到90年代的政府合伙人，在这个过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成为社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倡导者。

　　中产阶级相对其他阶层来说，具有较为强烈的权益意识，在解决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后，他们对其他方面就有了更多的诉求，这似乎是所有社会形态下中产阶级的共性。

　　自治性和独立性是社区发展的基石和灵魂。2003年，回龙观业主代表聂海亮当选人大代表，而推动聂海亮当选的是回龙观人自发形成的社区业主维权小组，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首次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他们在这次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让人们深深感受了中国社区发生的深刻变化，“单位人”成了“社区人”。)

　　新加坡：完善的设施

　　在新加坡的社区，许多公寓大楼底层不安排住户，而是用作社区内幼儿园、教育中心及老年人的工作或活动场所，以便于社区居民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目前新加坡新建的住宅还在公寓内专门辟出邻里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供家庭主妇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活动使用。新加坡一个标准的社区在8000户左右，社区内平均分布3所小学、2所中学、33个综合游泳中心、1个足球场、1个社区花园和一批商业设施。这些完备的基础设施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而且可以为社区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源泉。

　　(相比起来，我们的社区在基础设施方面则差了许多。回龙观目前只有一所三级甲等医院和一所小学，交通也不是很便利。社区距离地铁约有两三公里，其间没有公交车。回龙观业主们对社区产业有着强烈的渴望和需求，他们希望有自己的医院和学校，希望有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绿地，希望开办社区企业，成立社区基金。

　　他们的要求是不是真的太高了？)

　　筹资：多元的动力

　　国外社区活动经费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政府拨款。如日本的泉佐野市设有市立公民馆、图书馆。公民馆设有5个俱乐部，免费举办各种讲座，图书馆免费借书。这些经费由政府提供。如果社区组织承担了本属政府的任务，政府则予以拨款。日本泉佐野市的町会联合会承担垃圾清运任务，每年政府拨款6亿日元。

　　捐款与税收。在德国和英国，社会募捐是社区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也会给予资助。福特基金会20多年中为社区发展提供了约1.7亿美元的资助与贷款；教会也为社区发展提供了人员服务、志愿者、集会场所和设备，并动用教会的募集资金。在日本，居民除了缴纳所得税外，还要缴纳与居住区相关的住民税，这部分税收直接用于社区。

　　自筹经费。在欧洲一些国家，完全自治性组织的活动经费一般都由组织成员自筹。有些国家社区组织的领导人员基本上是志愿人员。在新加坡，社区三个委员会的工作者完全是兼职的、义务的，节省了大量的费用。

　　(在我国，由于非营利组织还很不发达，社区的资金来源一般仅限于政府有限的拨款。加之社区不能自治，社区产业不发达，社区仅有很少的盈利渠道。

　　社区的发展以稳定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多元的筹资渠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政府的补助来发展社区，这显然是不够的。)

　　法制：成长的保证

　　强调法制、实施以法管理是国外社区管理的典型特点。美国联邦政府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国家和社区服务合作条例》等。除此之外，各个州、市政府和立法机构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法律。如美国西雅图地方法规规定，施工单位在周六、周日不得施工，以保证居民休息日的安宁。在美国，社区居民的一切活动自由民主，只要不违法就不得干预，如果发现违法就报警或找律师。

　　(离开法制，一个规范、秩序、公正的社区的形成只能是一厢情愿。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社区建设正在逐渐走向法制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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