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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波
最近，有两起离奇的案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为西安假彩票案，一为北京音乐厅原经理钱程的职务侵占案。关于前者，这几日的追踪报道甚多，作为主角的农民之子刘亮现在已经基本上洗清了不白之冤，在此之后，就是政府——具体来说就是西安市体彩中心、上级监督机关、公证机关，以及相关的各部门——为了荣誉而战了。现在，揪出一个做假承
包商及其同伙或可减轻政府方面的不少压力，但如何再建信任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更何况随便一盘问，此案还可找出诸多重大的而且是明显的悬疑之处。而钱程的案子由来已久。4月21日，钱程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判决宣读之前，钱程和他的律师一直在法庭竭尽全力抗辩，他们始终要求法院回答清楚的问题是，所谓侵占罪到底侵占了谁的财产——想想也挺无奈，这样的问题在层出不穷的类似故事中几乎成了俗套，谁又能在这种说也说不清的具有公私合营性质的承包关系中厘得清呢？中国改革初年，承包是一个响当当的名词，只有勇敢者才敢于一试，尽管多少年来这些勇敢者中的大多数都是社会进步的贡献者，但承包之祸也从没有须臾放过他们这群人。由承包而一跃完成自己的人生壮举，之后又因为裹进纷乱不堪的利益之争，最终被有权有势且手段高超者送入牢狱之中的不可胜数。
现在，还有不少人试图以法律研究的态度深究承包引发的法律争端，而普通百姓则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
钱程承包北京音乐厅总共有十年光景，或许这十年当中你曾经去音乐厅里听过音乐，即使并不了解是谁在幕后谋划，但如果你知道正是从钱程开始承包之日起，这座中国当时设备最完美的音乐圣殿才由门可罗雀变成了现在的车水马龙——钱程做到了让音乐厅“天天都有演出”，或许你会对他产生一点好感。至少，那耗费了昂贵代价建成的音乐厅没有在无能者手中变成仓库。
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绝非有意引发读者对承包者的同情。相反，我们更坚决地主张对有罪者加以严格的法律惩罚。提到上述事实只是希望相关的司法部门应当更加谨慎且更加公开地处理此类案件，要竭尽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使结果令人信服。否则，在多数人对判决对象具有同情心态的前提之下，怀疑的情绪会由此而蔓延开来。那样的话，不仅对于主管音乐厅的相关机构不利，而且对于司法机关自身的威信也会构成影响。
由于这个原因的存在，那些与此事有关的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就应当抱以法律研究的态度来深究此事，图穷然后匕见，而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对这一过程不感兴趣。
毕竟，两起热门事件都是由于有了承包商的出现才引发出来的，所以现在对于承包这件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完全是中国特色的新生事物的讨论又在学术精英的圈子里展开了。矛盾的焦点非常清楚：通过承包引入新的经营机制，可以促使财富的增长、经营方式的进步，也可以转移所有者的风险，好处多多；但另一方面，承包者以能人居多，而所有者因技不如人才交给他去做，所以，他也就很难控制人家，人家如何创造财富他不太懂，人家如何隐匿钱财他可能也不知道。发生犯罪行为也就几乎成为必然，这是承包引发的矛盾在一开始的年份里的表现。到后来，矛盾发展成为发包者与承包者沆瀣一气，共谋瓜分属于全体人民的公有制下的财产屡屡多见起来。一旦发生分配不均，必然是狗咬狗一嘴毛，尤其是这种在一开始就带有共谋色彩的承包中，其过程必然有诸多不可与外人道之细节。一旦东窗事发，谁更有优势，谁抢得先机便可自保，而另外一方自然就得做出牺牲。
前些年，广西发生过一桩所谓的“经理人被陷有罪”的事件，当事一方是王惟尊为首的经营小团队，另一方则是著名的以生产“喷施宝”肥料为主的本地企业。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闹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公安、检察机关仍在抓人、审讯。可见此类案件有多复杂，又多么可怕。身陷其中的人自然从一开始拼尽老命，先为钱财，后为人身自由。无论如何，这些看似都与我们常人无关，只是不明不白的事情多了，受损失最严重的还是政府和法律的信誉。虽然具体案件都由具体的人来完成，老百姓却总是习惯把所有管事的机关，无论它是立法机关，还是政府部门或者是司法机构都看成是一体的。
在讨论承包引发的法律问题时，有人索性提出一种主张：谁的生意谁做，公是公，私是私。公家的事别让那些不让人放心的商人来搅和，私营业主呢，也别见便宜就上，见好处就捞。说出这种主张实在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放着全民共有的财富不管，不让能人帮助打理，简直就是犯罪；而另外一方面，那些内心里满怀着创业冲动的人，在诸多领域里，他们不通过这种途径根本无法触及那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因此，谁的生意谁来做，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西安的假彩票事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政府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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