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故意把我们困在了埃及

　　到达伊斯坦布尔的第四天，也就是2004年1月24日傍晚，土耳其航空公司拨出一架飞机，把滞留在伊斯坦布尔的近200个中国游客送往埃及开罗。不过，这仅仅指的是应由土航负责的滞留中国旅客，而埃及航空公司又让多少中国客人滞留，我不得而知。

　　其实，我们差点成为这批土航滞留中国客人中最不幸的一群，因为等我们赶到机场，土航只给6张登机牌。一直到白小姐大闹大哭，土航才又挤出10张登机卡。由于我们总共1 8个人，领队和另一位杭州人只能等待深夜的另一班飞机赴开罗，我则自告奋勇，“带队”先去开罗。

　　在飞机上和其他游客交流，据传这班机也不是土航突发善心，而是有一个四川旅行团的人认识新华社记者，让后者与中国驻土耳其领事馆联系，然后再向土航施压，才挪出一架飞机。

　　飞机起飞时，我有过一瞬间的激动，毕竟离开了天寒地冻的土耳其，去冬季气候最适宜的埃及了。可很快一种莫名的直觉袭来——下面的旅行并不会轻松。

　　不过，我没想到一个巨大的陷阱在非洲已然部署，我们将身陷其中。

　　第一天接待我们的埃及地接社中文导游是个埃及女孩，除了中文名“王小丽”顺耳外，她的中文水平与土耳其地接社Travco公司的导游江湖一样糟糕，也就是不能用中文完整地表达意思。这对身处古迹众多的埃及的中国游客来说是很致命的。

　　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心都悬在从埃及飞回伊斯坦布尔的机票什么时候能够确定。1月24日领队陈麟要比我们晚飞半天，大家叮嘱他在伊斯坦布尔机场与土航确认回程票，他却一事无成。

　　我们到达埃及的第一天上午，埃及导游王小丽不时传达地接社要与领队沟通回程机票的事情。我们催着陈麟赶快联系，没想到他笑吟吟地说：“没事，刚到埃及，我们慢慢玩。”

　　到中午，我们在尼罗河上的一家中餐厅的午饭时间格外长，领队和导游那桌似乎一直在和外面联系和商量着。

　　到了下午1：30，陈麟突然走过来，说是明天凌晨3点，我们必须离开开罗，返回伊斯坦布尔，上海强生旅行社为了表示歉意，晚上送我们一个景点，即在尼罗河上的游船吃晚餐观看表演。

　　对好不容易到达埃及、早上只看了3座金字塔的许多游客来说，又突然要在当夜回去，在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至于公司送给游客夜游尼罗河，简直是胡扯，还有一天的埃及行程没成行呢。

　　我刚和陈麟争论了几句，就被其他见大势已去的客人给劝阻了：咱们还是赶紧玩吧。

　　等到下午游玩开罗博物馆和哈利利市场后，领队陈麟嘴巴里的消息又突然变味：“26日凌晨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并没有确认，需要大家到机场候补。”

　　有了伊斯坦布尔的经历，谁都知道候补意味着什么。客人们一致表示，“我们夜游尼罗河，你陈麟去机场等候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们。”

　　不久，领队宣布：“我们今晚不去机场了，回旅店休息。”当我们询问能否让旅行社帮助我们自费夜游尼罗河时，恼羞成怒的陈麟竟以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为由，断然拒绝。

　　第二天，1月26日，我们去埃及另一个大城市亚历山大，陈麟倒没跟去，说是去确认机票。晚上我们回来后，陈麟的答复是早上去了中国领馆，又去了土耳其航空公司。由于机票在埃及地接社手里，所以明天拿着机票再去确认。

　　我们听后如坠云里雾里，你没机票怎么去确认？你为什么不让地接社帮忙？上海强生公司为什么不给地接社压力，让他们赶紧去办机票？

　　其实，经过这么多天来与陈麟的接触，他的能力我们早已领教。作为一个带国际团的领队，英语竟然一窍不通，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与土航交涉的。他为什么不寻求地接社帮助，或对地接社施加压力，就像在土耳其那般行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埃及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27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了。这一天本来是回上海的日子，现在却八字还没一撇。在客人的巨大压力下，中午，陈麟与埃及地接Travco公司的接待人员(姑且叫他K先生)吵起来了。

　　陈麟说再也不信任K先生的话了，理由是昨天K先生替他叫出租车到市中心，多收了他的钱，宰了他一把。所以下午要让K先生和所有客人去土航交涉。

　　多次跟团出游，土埃之行却让我见识了太多的第一次。怎么有领队和地接社的人当面大吵大闹的？而且看来K先生也是面红耳赤，绝不示弱。

　　我上去问个明白，K先生用英语告诉我，其实1月25日曾通知陈麟，1月26日凌晨3点，我们可以确认从埃及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机票。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忙请旁边新来的中文讲的不错的埃及导游翻译一遍，事实确实如此。

　　我一下子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航的人是一定会推托他们早已通知我们走人了，既然你们自己不走，现已不负责。

　　土航在开罗的总部就在市中心埃及博物馆的一座大楼内，里面还有埃航、新航、韩航等众多航空公司，资讯十分方便。

　　土航的接待人员也是个埃及人，他先是称赞K先生是个绅士，每天都跑来为你们中国客人奔忙。然后果然说土航早在1月25日就通知你们中国人26日凌晨可以走，现在土航没办法了。

　　关于1月26日究竟K先生通知过陈麟没有，K先生说有，陈麟说没有，旁边人是一头雾水。

　　现在不是讨论是非的时候。我们问土航接待，什么时候有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票？

　　他回答说土航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票在一个星期内根本没有，要等到2月3日才有票，土航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北京的最早是1月30日有票。

　　2月3日才能从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回到上海就是2月4日，太可怕了。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最快赶到伊斯坦布尔？”

　　“坐埃航29日的班机。”

　　“多少钱？”

　　“200美元。”

　　“你们土航能够与埃航交涉，帮我们改签机票吗？”

　　“不行。”

　　我们陷入了极度苦恼的困境。这里明显有诈，K先生与土航接待在唱双簧，埃航也有人参与此事，因为K先生不让我们直接去楼下的埃航办事处买票，而是要去另一个埃航售票处买票，原因据说是那儿早已订好了票。

　　于是大家分成了两拨，多数人认为不管有诈无诈，花200美元买个确定性，下面就可以安心游玩，安心回家，毕竟出门在外，时间就是金钱啊。少数人则不愿自掏腰包，认为要出钱也得让强生公司来承担。

　　这时需要的是和上海强生总部联系。但陈麟的手机竟然没有开通国际长途。只得借南京人的手机发短消息。短消息多慢啊，我们又把手机借给他，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强生总部的结论却是可以自费，但必须写纸条保证，完全是客人自愿行为，与旅行社无关。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客人自愿掏腰包，还要写纸条保证是自愿的。

　　在这过程中，K先生也没闲着，而且我一直没明白，他火气那么大干嘛？只见他一次又一次愤愤然走出土航办公室，说是再也不管这个该杀的领队和我们这个团了。然后又一次一次回来，与每个客人说：“你会说英语吗？现在情况是多么严重，如果你们再拖延的话，就要晚一个星期回家了。”

　　结果是航空大楼中吵成一团。K先生和领队在吵，团员和团员在吵，客人和土航接待在吵，客人和领队在吵……

　　一个下午闹腾下来，什么事都没办成，到了旅馆，已是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