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崩溃了

　　2004年1月31日凌晨3：15分，我们终于坐上了土航的飞机，飞向伊斯坦布尔了。

　　同行的只有另一个强生团。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原本的机票是1月30日凌晨离开开罗，结果却滞后了一天。1月30日凌晨的飞机照样飞走了，为什么他们却没有座位？这种奇怪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上海强生团和埃及旅行社。

　　凌晨5：30，我们回到伊斯坦布尔机场。

　　回上海的飞机时间是晚上10：25分，我们不可能呆在机场，得到市里休息和游玩。

　　在机场门口，我们七个人和其他团员分道扬镳。

　　前两天，土耳其地接社Itir公司答应我们31日早上可以在旅馆休息三小时，再玩一下博鲁普鲁斯海峡，然后晚上送我们回机场，但要每人45美元。

　　本来这事也没什么，领队陈麟却耍了个小动作，先问几个温州人付不付45美元，温州人问：“那两个上海人付了吗？”。“付了”。“那我们也付”。

　　各个击破后，陈麟最后找到我们。得知全团都答应了，我们当然从善如流。

　　没想到温州人当晚找上门来确认，才知我们被领队耍了。

　　猴年刚开始，天天被人当猴耍，我们最后一天得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凌晨找到了一家饭店，睡了四个小时，逛了街，吃了饭，洗了一回每人18美元的土耳其浴，回来睡了一大觉，又去吃了晚饭，然后赶往机场。

　　我们七个人很随意的花钱，最终发现每人也只用去了42美元。

　　同团的其他人比我们早到了机场一个小时，每个人都显得很悲愤。

　　我知道又出事了。

　　原来今天其他客人一直没安宁过，从早上就开始催陈麟去机场确认机票，后者每次都轻松地回答：“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客人却不这么认为，所以早早赶到机场。

　　到了土航柜台，土航说不仅我们26日，连27日也有座位，为什么你们不从埃及飞往伊斯坦布尔，然后飞回中国？由于你们人为的责任，所以今晚每人得付100美元的改签费。

　　这时在场的客人谁都没了脾气，乖乖地从腰包里掏出100美元，因为明天就是伊斯兰人的库尔班节，相当于中国人的春节，没有飞往中国的航班。要飞回中国，真的要2月3日了。

　　我们那时没在现场，但可以想象其他团友们的愤怒。这已经不是100美元的事情了，包括陈麟在内的旅行社又一次把客人推向了心惊肉跳的境地。

　　不仅如此。当客人们从土耳其导游口中知道至少28日也有票时，是多么的绝望啊。就在前一天下午，我们就在埃及土航办事处，他们宣称没票，直到2月3日才有票。那天晚上，埃及旅行社Travco公司又说1月31日才有票。

　　这完全是阴谋、欺诈和操控。

　　幸好的是，土耳其旅行社也觉得此事太过火，与土航交涉，在我们七个人到达不久，免掉了每人100美元的转签费。

　　但也只有到了飞机上，我们才知道这飞机至少有七、八十个空位，土航最后还想斩我们一刀，也不是好东西。

　　可是，我们谁也不敢猜想，如果不是库尔班节前夕，飞机真的早已满员或只有几个空位怎么办？我们最后还是没确认机位啊。

　　在空空荡荡的飞机上，大家都在找1月24日傍晚那班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埃及开罗上的中国游客，一个都没有，只有我们和另外一个比我们晚出来五天游玩的强生团。

　　他们一定早就回去了。

　　只剩下我们这个原定8天却多滞后5天的团队。13天啊，每天都担惊受怕，被人恐吓、欺诈、威胁。

　　在飞机上，每个人都呆若木鸡，死气沉沉。

　　只有领队陈麟还贼忒兮兮地向一位南京人打招呼，后者终于忍不住地当场骂道：“你还有脸和我打招呼！”

　　刚进入机舱的时候，一个客人发现身边坐着陈麟的时候，马上要求换位。最后谁也不愿坐在他身边。

　　另一个强生团的滋味也不好受。由于他们在埃及莫名其妙地滞留一天，游玩伊斯坦布尔的行程就变得十分局促。当在飞机上得知他们竟然没有游玩圣索菲亚大教堂后，我虽然心里对土耳其旅行社Itir公司的专业水准感到无比困惑乃至愤懑，但没对这个团的旅客说出来，免得在他们的心头撒把盐。圣索菲亚大教堂对于伊士坦丁堡的地位就相当于长城、天安门广场之于北京。或巴黎圣母院之于巴黎。如果一个外国人到了北京几天没完长城或天安门广场，然后回来后和你交流北京之行，你会有何感觉？你不会认为北京旅行社在坑这外国旅游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