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杀30亿代币券 “反腐败”可能是最大原因

　　本报记者 徐十步 上海报道

　　在上海几度风行的水票、米票、消费卡，乃至月饼票，正面临一场空前严厉地围剿。

　　8月9日下午，华联超市邮电新村店，入口处的立柱上张贴着一个告示：《关于回购代币购物券(卡)的告示》。

　　告示写明，自8月1日起，凡持有华联超市公司购物券(卡)的顾客，均可在券(卡)规定的期限内，到公司指定的149家门店兑换现金；1000元以上持有者，须到公司总部所在地凭有效证件兑现。

　　百米开外，联华超市公司属下的一家快客便利店里，同样张贴着一个通知：《代币购物券兑换调整事项》，通知2000元以下的水票和米票持有者，可到联华下属80个兑换点兑现，IC卡和2000元以上代币购物券持有者，须与联华总部预约兑现。

　　类似的通告，实际上已经遍布上海市40多家商业企业的几千个营业网点，根据有关政府部门的统计，截止8月11日，作废的代币购物券(卡)总额已经超过30亿元。

　　有商界专家评论，这次封杀行动将对上海的商业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几家大超市，据统计，此前它们营业额中40%～50%的比例，都是通过代币购物券(卡)方式实现；同时影响较大的还有月饼生产企业，因为它们以前几乎100%都是通过预售月饼票方式“以销定产”的。

　　上海“三刀三回”

　　这成为上海市政府近期仅次于电力之外的另一件大事。

　　上海市商委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几乎全委出动，几十上百名官员，自8月1日开始，每天轮流下到预先设定的600多个监测点，监督有关商业企业用现金回购代币购物券的情况。

　　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新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徐建国亲自挂帅，专门成立整治代币购物券领导小组，原商委主任蔡鸿生也继续留下“把事情处理完”。

　　“这次封杀决心很大，是市委书记会议亲自定下的。”有政府官员向记者透露，这次封杀行动的力度与范围较历史上几次都要大的多，除了交通卡外，所有的代币购物券(卡)都没能幸免。

　　有关部门7月份时几乎天天开会布置任务和通报情况，“三刀”与“三回”的说法也开始在政府和企业界不胫而走。

　　所谓“三刀”，即第一刀砍掉水票、米票，第二刀砍掉月饼票，第三刀封掉其他所有单一使用的代币购物券(卡)。

　　所谓“三回”，分别是指：第一“回”，7月31前，由企业“回收”已经发放的各种代币购物券(卡)，即在该期限内允许消费者可以继续持票卡消费。而有关文件，已由上海市纠风办和商委于7月3日联合发出；第二“回”，8月1日后，由企业“回购”所有那些还没有消费掉的代币券卡。即此后不再允许使用任何代币券卡，消费者持有的代币券卡可以向企业兑换现金。有关文件也是由纠风办和商委于7月底时联合发出；第三“回”，是指任何办事不力者，虚报数字者，统统“回家”，即撤职查办。

　　尤其这第三“回”，显示了上海市政府的强硬立场，使得多家企业虽然对这次封杀行动的“公平性”与“一刀切”方式颇有微言，但也苦水肚里咽。“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只有执行。”这是他们的代表性说法。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次行动最早在今年3月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市委专门召开会议，书记陈良宇亲自部署，市纠风办与商委当即联合发文，要求各企业据实统计数据并上报。后来因为SARS猖獗，该行动暂时放缓，但随着非典刚过，有关话题又迅速于6月份时被重提。

　　根据有关部门后来统计的数据，在该次封杀行动中，共有40多家商业企业被查出发行了各式代币券卡，被封杀的金额超过20亿元(一说是22亿元)；同时，所有月饼生产企业发行的月饼票都被禁用，根据去年全上海市月饼消费总额在10亿元左右，今年相关月饼票总额也至少在这个数字；因此至记者发稿时，上海已经封杀的代币券卡总额超过30亿元。

　　“封杀”行动

　　这并不是上海第一次封杀代币券卡。

　　1998年12月11日，国务院纠风办、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三部委联合发文，规定自1998年12月20日后禁止印刷、出售、购买和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上海随即对市场上各种代币券进行查封。

　　2001年1月20日，三部委再次紧急发文，严禁发放使用各种代币券卡，上海随即封杀当时被喻为符合国际潮流的电子消费卡。

　　两年后，上海再次展开行动，但数这次行动最为“惊心动魄”。

　　个中原委，据有关政府官员介绍，在于中纪委对上海企业发行代币券卡情况的高度重视。

　　由此，在没有中央明确发文、也不见其他省市动作之际，上海单独有了这次暴风骤雨般的行动。

　　综合多位专家的分析，历届政府多次禁止发行和使用代币券卡，是基于了多方面的原因。

　　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汪亮认为，封杀的理由除了扰乱市场秩序，滋生腐败外，还在于对于税收的考虑。

　　代币券卡大行其道，管理如果跟不上，容易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使得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无据可依。因为按照税法，企事业单位购券作为礼品赠送他人，此类支出一般列为“业务招待费”，有比例限制，但是企业可以通过其他没有额度限制的科目列支，从而少缴企业所得税；而获券(卡)的个人也不会缴个人所得税。

　　“银行也不会愿意看到你成为一个发钱的口子，而且口子还这么大！”一位政府官员分析，一个公司发几个亿出去，变成了第二个金融口发钱一般，如果全国各地都这样，金融秩序会受到影响。因此《银行法》中第19条和44条有规定，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发行任何形式的代币购物券。

　　“还有商业信用问题。”该官员认为，企业预售代币券卡，实现了一个“C to B”的授信过程，一方面存在非法集资嫌疑，同时一旦企业发生倒闭破产，消费者极可能蒙受损失。

　　而这次上海的大封杀行动，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反腐败”应该是最大的动因，不光因为中纪委直接出面，还在于这也正是上海当前的一个工作重点之一，前几天上海市政府宣布废除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目的之一也正是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

　　沉默背后的声音

　　按照上海市商委有关官员的介绍，整治行动在平稳有序进行，非常顺利。

　　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不同意见。根据记者的调查，也有官员或企业经营者提出了质疑。

　　这次唯一“虎口余生”的是交通卡，有关市委会议上没有把它纳入封杀范围。但是根据交通卡目前发行670多万张的数量，其储值总额据估计超过了10亿元，而且除了可以支付交通费用，其支付范围还在向水、电、煤，甚至某洋快餐连锁延伸。

　　因此多位人士提出，怎么看交通卡与一些商业企业发行的电子消费卡都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它能保留呢？

　　多家外资月饼生产企业对行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们追问如此处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唯一有规定的只有《银行法》，但是《银行法》里并没有对“代币购物券”作出任何法律界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国际通行的做法在这里不行，例如在美国，企业发行的各类代币卡高达2000亿美元，它们的金融制度不健全吗？

　　多数商家认为，企业预售代币券卡，就如同商家可以延后一两个季度付款、可以无偿占用供应商货款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模式，而不是非法集资，区别只是在于对象不同而已。

　　更多的观点认为，反腐败不应该“一刀切”，完全无视代币购物券(卡)的合理性，这不是长远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为什么国家三令五申，各地依然屡禁不止呢？如果上海这次不考虑这些因素，难保过一阵子后又出现其他什么形式的代币券卡。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魏农健至今“不明白这次行动的背景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维护金融秩序，他认为立不住脚，因为代币券卡本身是用钱买的，货币参与了，并不是凭空造钱出来；如果是为了防腐败，也说不通，因为腐败最主要的方式是“钱”，但是我们不可能因为要防腐败而把“钱”封杀掉。这个观点得到了汪亮研究员的赞同，防腐败的关键是建立制度，而不在于把腐败的介质消灭掉。他认为发行代币卡是企业的一种重要营销方式，不光有利于扩大销售，还利于拉动内需，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政府应该权衡利弊。

　　汪亮认为，代币购物券(如水票、米票)是可以废除了，因为它们是电子消费卡的倒退，是当年封杀电子消费卡后企业不得已想出来的，但是电子消费卡却是数字化、信息化的一种表现，有利于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转型，在美国，很少有人是用现金支付的，他们除了使用信用卡，还有电子消费卡。

　　在发行电子消费卡时，只要严格制定并执行一些制度，由代币券卡产生的诸如腐败、金融秩序、税收等等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解决得更加高效而科学。这些制度包括：电子消费卡发行审定核准制、实名登记购卡制、消费联网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