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徐汇区：首例发现后政府强势介入

　　本报记者王云帆 见习记者席罗曦

　　上海报道

　　“谎言”和“如果”

　　3月27日，经过3小时飞行，李女士疲惫地走下自香港返沪的东航航班。此时的她不会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座1600万人口的城市集体梦魇的发端。

　　3月22日，李女士因公出差香港，正逢当地SARS疫情风声鹤唳。在港期间，李女士已有发热症状，也曾在香港就诊，虽没有查出结果，但她还是有不详的预感，便要求丈夫赴港接她提前返沪。

　　出了浦东机场，夫妇俩打车返回位于徐汇区的原居住地，李女士的母亲和她的孩子及侄女居住在这里。谨慎的李女士突然决定先不进家门，而是让丈夫将自己的行李拿到楼上，并叮嘱她的行李包千万不能动。然后，掉头就奔了医院。

　　李女士当时选择了位于徐汇区的三级医院中山医院，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被有关部门定性为一次“漏诊”事故。

　　据知情人透露，李女士在中山医院就诊时，由于照出的胸片检查是正常的，所以患者的持续发热症状并没有引起当值医生的重视。

　　“而且，当时李女士隐瞒了很多真实情况，比如她来自疫区香港等。而我们的部分医务人员也还没有认识到非典的严重性，在患者出现可疑症状后没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进行隔离治疗。”卫生系统一位官员承认，此次疏忽在此后的非典防治上留下了重大隐患。

　　离开中山医院的李女士心怀不安，她并没有回到位于徐汇区的自己家中居住，而是选择前往虹口区的父母家，与父亲同住。此后，再次转院的李女士于3月31日被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确定为非典疑似病人，4月2日被确诊，并开始接受治疗。

　　就在李女士被确诊的当天，虹口区疾控中心与徐汇区疾控中心曾分别组织人员对其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据了解，有关人员均连夜到该病人居住地进行实地调查，完成了非典接触者调查报告，并上报市卫生局。但记者手头的一份资料记录，“市卫生局将两区调查结果汇总后，发现所列情况不一致。”

　　记者日前曾向两区流调组分别求证，双方都出言谨慎，但又拒绝透露详细内容。

　　一位知情的关官员透露，双方调研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是调研主体不同，徐汇调查的对象李女士的母亲，虹口调查的是李本人。有关部门后来发现，调查中李母的陈述相对真实，而李本人虽然比较注意对家人的预防，但先后在中山医院、第四人民医院对医护人员隐瞒了其到过香港、在香港已经有了类似症状、曾在香港就医以及回沪后接触人员等细节。

　　“但这也反映了上海流调体系的组织协同能力不足的问题。刚开始时，各区的流调工作都是自主行为，只是对辖区内接触患者的人员进行的，大概4月5日以后，市级CDC才开始统一部署这方面的工作。”该知情官员透露。

　　针对调查结果的不同，徐汇区疾控中心防病科科长宋小莺和朱渭平4月3日下午一点半再次到李女士居住地进行核实，认为徐汇区出具的《首例“非典型肺炎”情况调查》均为属实。

　　当时，徐汇区疾控中心提出了如下处理意见：派出消毒科专业人员对该病人原居住地进行消毒，对家属进行医学观察，并嘱咐居住地人员不要探望患者，并由患者母亲转告患者丈夫尽量减少外界活动。同时，为了减少可能接触者与外界接触，由天平街道有关人员每天送上生活用品。

　　但百密一疏——李女士的父亲并没有被隔离！

　　在李女士最初的几天治疗过程中，四院忽视了李女士68岁的父亲一直在陪伴其治疗。4天后，她68岁的父亲也出现发热等症状，被送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隔离观察治疗，4月17日被宣布为上海的第二例非典患者。

　　从时间上看，李父可能是李女士入院之前，与李女士生活的几天里感染的，但也不能排除他在陪院期间被感染。

　　李氏父女第一阶段治疗的主治医生、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感染科主任孙洪清医师告诉记者，李父因年事已高，并有其他综合病症，5月7日终于不治。

　　这是上海第一例非典死亡病例。

　　对于上述过程，及最初的这两例病例有没有进一步感染、上海现有多少例疑似病例可能是通过李氏父女这条传染链传播，记者曾多次致电上海市CDC，得到的唯一回复是“此事很复杂，还没有定论”。

　　“头两例非典病人没有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只能说明上海是幸运的。”前述那位知情官员直言，有关部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控制时，李女士回到上海已经有好几天时间，“只能算是些补救措施，如果李女士是个毒株，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据说，市里后来明确表示，将保留对李女士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公安部门也曾介入调查。但由于到4月7日，SARS才被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所以进行流调属于一种超前的行为，并不能强制患者一定要讲实话。而且幸运的是，在后来的20多天里，并没有人被确诊为二、三级传染。

　　全面整改和现实困境

　　以此为戒，上海市开始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后来为人熟知，并被证明是切实高效的防范措施。

　　4月底，徐汇区的人事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动。

　　疫情发生不久，徐汇区区长沈竣、主管卫生的副区长顾奎华、卫生局局长王勉忠等官员分别被免除了原有职务，其中沈竣调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顾奎华调任区人大副主任，王勉忠暂时担任徐汇区防典指挥部防治组组长。

　　有政府部门宣称，相关调动早在2月上海人大期间已有酝酿，属于正常的人事调动和轮岗。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的集体变动，还是引起了多方猜测。

　　王勉忠以推动卫生机构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而闻名于上海卫生系统，曾被誉为沪上最有经济头脑的卫生官员之一。但另一种声音揣测，“王局长在投融资方面确有所长，但责任政府的职责今后应更多地体现在对公共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和管理上。SARS考验的正是这一软档。”

　　记者曾向上海市委和徐汇区委组织部求证上述官员的详细调动原因，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上海政府防治非典措施力度的不断加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警钟已被全面敲响。

　　刚刚履新的徐汇区卫生局局长蔡永葆告诉记者，上星期六，新任区长孙潮曾找他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主要议题就是公共卫生的建设和投入，并表示“本届(徐汇区)政府不盲目追求经济能否排到前几位，强调的是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同时，承诺将以区财政作为保障，加大对公共卫生建设的投入力度。

　　甫一上任，蔡永葆便牵头成立了一支由15人组成的综合督察小组，督察各级领导机构对各项防典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蔡将自己上任前的防典工作比做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而现在则要改打一种持久战，“所以遭遇战时的临时工事已经不能应付了，持久战需要更好的装备”。

　　从5月7日开始的大检查发现，现在全区的医院里，所有防范措施一次性到位的只有大概30%，还有70%的医院需要整改。蔡特别提到一些民营医院对SARS防治工作极度不重视，“这些医院为了省钱，好些医生在治疗发热等病症时甚至连口罩都不戴。我们将约见民营医院的负责人，要求他们限期整改并提出整改措施。如果还有不执行的话，我们将依法行政、责令整改，甚至可以依法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

　　据悉，对曾出现漏诊的中山医院，市里曾先后7次亲临督导，而徐汇区也多次临检。记者手头的一份官方资料表明，督察过程中再次发现了不少漏洞——由于该院3月下旬漏诊1例‘非典型肺炎’可疑病人，此后医生对‘非典型肺炎’诊断标准掌握不严，出现多报的情况；抽查急诊室一名医生，不能准确回答发现可疑、疑似非典病例后的报告、处理程序；急诊室内科室多、面积小、病人拥挤、通风条件差，也无空气消毒措施……事后，中山医院对此高度重视，前后投入数十万资金进行了重新改造，并加强了对医护人员的培训，查堵了疏漏。

　　同时，徐汇区卫生局开始大力加强CDC的流调力量，专门组织了一个协调队伍协助流调工作，将流调队伍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36名骨干、80余名协调人员的规模。而为了避免误诊的再次发生，徐汇将先前7人专家小组扩充到了40余人，从以呼吸科为主的专家，扩充到了传染科、内科、儿科等各个医科。并加强了对医疗系统其他人员的统筹培训，使医护人员尽快掌握SARS的临床诊断和护理的基本知识，并力争让系统中熟练操作呼吸机的人员达到20%以上。

　　不过，蔡永葆对此依旧保持清醒，他说自己非常认可WHO官员结束上海临检后留下的三句话：“一是上海是幸运的；二是上海市的防御体系还未经受真正的考验；三是上海还有时间进行整改。”

　　“至今没有一个领导敢说上海的防御体系是无懈可击的。”蔡永葆指出，特别是市府二号公告下达以后，各级政府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人手和资金方面巨大的落实成本是他目前面临的难题。

　　据了解，由于二号文件的落实面广、量大、情况复杂，“我们13日开会还只是定了77个SARS监督员，但14日又决定增加为269人。现在我们还准备用大概两天的时间把社区各层干部、志愿者组织起来进行简单的培训，形成群防群治的基层防治网络，我们预计总人数要达到1500人。”

　　王勉忠告诉记者，目前徐汇区对SARS防治工作总体投入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其中区财政拨了1000来万，街道镇自主配套了1000来万。“这还不包括全区各个医院约500万的自主投入。现在市政府二号公告的执行成本更是巨大，仅此一项我预计就要几个亿。”

　　蔡永葆认为，目前基层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信息不流通，“从网上，我可以及时了解到世界各地或是全国各省的非典信息，但对邻区在做什么事情却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是一个滞后的信息。系统内部没有交流，我们没有应有的共享资源。”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解决信息流动问题采取的还是会议形式，即从4月7日起，相关的职能科室负责人每天的下午3∶30要在区疾控中心开至少1个小时的会议，通告各个方面的情况或大家之间打打电话。不过，记者从上海防非指挥部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市里已在考虑搭建一个各部门能够资源共享交流的平台。5月23日，上海市CDC有可能正式开通防治非典的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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