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纪平／文
-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金额在居民生活消费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说来，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意味着居民的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比重减少了，由此可表明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
-基尼系数则是一个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一，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在这一区间，该数值越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反之越大，则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
-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是研究机构和经济学人在评估经济与社会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时习惯使用的数据。若把两个指标放在同一时间坐标中，既可反映对全社会而言，“蛋糕是否做大”了，又可反映“蛋糕分配”的均等程度。
人们发现，在近年来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从1990年的54.2%下降至2001年的37.9%，农村地区的这一数值也从58.8%下降至47.7%。这表明：从整体水平来看，中国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食品支出的比重正在下降。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消费资金投向买(建)房、家具、家电，搞装修，以及教育、文化、娱乐、交通、旅游等各个方面。所以，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可以成为从整体上看人民生活的水准已进入小康的标志之一。意味着“蛋糕确实做大了”。
然而，同期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又足以引起人们的不安。近年来，这一数值的升高同样很快。已从1980年的0.33攀升至2001年的0.45。这表明：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说明虽然在整体上“蛋糕确实做大了”，但是在社会成员中“蛋糕分配”的非均等程度却在扩大。
针对我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及官员们依照收入差距拉大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的观点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增长过快”，“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中国人是非患寡而患不均的”，甚至发出了警报，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然而，需要搞清的是，我们能否简单地将基尼系数的大小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呢？恐怕不能。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专门的计算指标，基尼系数所反映出的只是作为结果的全社会收入分配非均等的程度，或曰差别程度。并不能表现该结果是怎样形成的。但重要的问题恰恰在于该结果的产生机理和产生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本身。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不到0.2,在80年代初为0.3多一点。恩格尔系数长期停留在60%左右，全国有几亿连温饱都无法保障的人口。那时的高值恩格尔系数和低值的基尼系数代表的是普遍的短缺与贫困。正是二十多年来朝着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使社会摆脱了普遍的贫穷与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从而使得恩格尔系数不断地下降。与此同时，由于不同人群的收入提高幅度存有较大的差异，又使得此期间的基尼系数也在扩大。如果简单认定基尼系数越低才越合理的话，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应该回归到80年代以前的只能造就商品短缺、社会贫困的计划经济时代和连温饱都无法保障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去吗？恐怕无人真心愿意回去，这当中既包括官员也包括百姓，既包括握有专门技能和潜能的各种专业人士，也包括普通的工人农民。那么，应该采用高征税或是其他抽肥补瘦的转移支付办法使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化以拉回基尼系数吗？也不应该。这会令社会中的有技能者和缺技能者，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要降低勤奋工作的激励。当人们的工作热情全都减少时，社会的总收入、进而是总效用必将减少，这样的基尼系数下降将会伴随恩格尔系数回升，同样会令社会走向普遍贫困的复归。
应当明确的是，低值的基尼系数并不等同于分配的合理与社会的进步。而在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的过程中，需要人们把混在一起的合理、合法的社会分配不均与非合理、非合法的社会分配不公分辨清楚。
在我国，导致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因素是多元的。
这当中有主要凭借自身的真才实学，通过勤奋努力在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从而也获得了高收入的人们。他们中有科技、文化、体育、文艺、教育等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还包括有业绩的企业家、成功的个体工商户及技术工人、三资企业中的白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士。
这当中还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通过正常的政策制订、实施程序，定期为他们提高了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的人们。包括工作在政府机构、军队、政法、各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人员。
此外，还有那些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行政垄断，是指那些政企不分、能够以行政权力阻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所产生的市场垄断。比如，电信、电力、金融、邮政、铁路、民航、公办高教等。这些行业的经营过程尽管也需要专业的技能，也是通过市场去售卖产品和服务，但在这些行业中，高经济收益的取得是与行业具有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从非公平的竞争中取得的成分。
再者是在公共权力可以进入市场做商业交易的各个领域内，诸如，在各式的行政审批制度主导的活动中，在项目审批、物资调拨、土地使用、许可证的发放、指标的分配等方面，一些公职机构和人员通过“设租”、“寻租”获得高的收入，在一些地方的国企经营、改制活动中，掌权者通过蚕食、侵吞社会的资产去获取高的收入。
需要分清的是，前两类因素产生的基尼系数扩大，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凡是搞市场经济的地方，都会呈现这样的结果。一个好的经济体制恰恰需要有效的界定和保护这类高收入，特别是对其中的新科学、新技术、新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开创者和各行各业中靠真才实学、努力工作来获得高收入的人员。对此，社会大众不会产生不满。这样的高收入不但不会影响稳定，而且是一个社会能不断进步、经济能蓬勃发展的动力来源。
问题只是出在后两类因素所产生的高收入。社会公众的不满主要是对着它们的。人们是对官商垄断市场的不满，是对机会如此不平等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滥用公共权力当上了暴发户者的不满，是对“掌勺人私分大锅饭”的机制中劫掠全民的财产产生出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应当明确：只有这些因素下产生的基尼系数升高才是真正有悖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如若长期得不到制止，将会危害社会的稳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人们在看到经济快速发展，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时候，不应忽视，恩格尔系数还只是个宏观的、总体水平的指标。我国的经济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在国内农村地区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还有许多无法完成义务教育的失学儿童，城镇地区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员和低收入者。他们需要国家财政税收方面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需要各种类型的扶贫建设活动，特别是建立和完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同时，人们在看到基尼系数升高，社会收入差距加大的时候，应当搞清楚：问题的症结并非在于基尼系数所表达的分配不均，而是在于机会不平等的过程中发生的分配不公。尤其是靠滥用政府机构权力、靠偷窃和抢劫全民资产带来的分配不公。对此，社会需要的不是用“均贫富”的手段去降低基尼系数，而是需要在国家宪法的权威下，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这就要求落实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制约政府机构的权力、实施政企分开、破除经济中的行政垄断、严惩官员的贪腐行为、给予非公有经济的经营者以国民待遇。在农村地区推进税费改革和机构精简，切实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落实并保障包括土地、自由迁徙、受教育、政治参与在内的农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从特定的意义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让社会每一个成员找寻到能够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活动空间。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恩格尔系数必将继续下降，而基尼系数指标将不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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