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不良资产7000亿元 姜建清细解工行

　　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占全国金融资产20%的中国工商银行将何去何从？行长姜建清有一个乐观的方案

　　□本刊记者 凌华薇 赵小剑/文

　　此时采访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实在是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讨。中国四大国有商 业银行支配的金融资产达到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60%～70%，其中又以中国工商银行(下称工行)为最，独占全国金融资产20%。因此工行如何判断和化解自身的风险，如何步入改革的新里程，业界必是多有瞩目。

　　姜建清，49岁，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行长中之最年轻者。姜的银行家生涯自中国工商银行始，从柜台职员一步步发展，后来又担任了上海银行行长，并曾担任上海法国巴黎银行的董事长，最后又回到工商银行。2000年2月，姜接替当时赴央行上任副行长的刘廷焕，出任工行行长。姜建清自己说：“我不过是一个银行工作者。”在新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姜建清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财经》近期内先后两次与姜长谈，采访时间近四小时。采访主题集中于工行如何化解不良资产、产权改革思路等。在姜建清的计划中，工行可依靠自身能力，历时九年，成长为一家世界中等水平的商业银行。业界最为关注的是工行以及其他国有银行如何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据姜建清说，工行的资产不良率目前为25.7%。今后，其新增不良贷款率能长期控制在2%以下，而对未来五年拨备前利润合计预期高达2800亿元。

　　五年“填坑”“工行现有的7000亿元不良贷款按40%的损失率计算是2800亿元，而预期未来五年工行的拨备前利润总计亦可达到2800亿元，我们准备到2006年把不良资产比率降到10%以下，并彻底卸掉财务包袱”

　　《财经》：目前业内对中国工商银行的财务状况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工行2001年曾经宣布实现效益340亿元，而账面利润则为58亿元。这两个数据为什么相差这么大？1998年前，财政政策规定商业银行预期三年内的应收利息可以作为收入，1998年后变成一年，1999年后变成半年，2000年后变成三个月，这一块累计的虚增利润规模有多大？怎么填实？

　　姜建清：现在外国银行来看工行的时候，都大呼“Amazing(令人惊叹)”——挣这么多钱！

　　根据测算，至2006年，工行拨备前利润可以达到700多亿元(编辑注：商业银行拨备前利润是其实际创造的效益，等于营业净收入减净支出，净支出包括所有营业费用，这是提取呆账准备金、核销不良贷款的基础。账面利润等于拨备前利润减去拨备及核销)。2001年我们实现拨备前利润340亿元，其中体现为账面利润的是58亿元，另外280多亿元用来消化风险和财务包袱了。

　　标准普尔2002年7月曾评论道：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正在用其拨备前利润的80%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事实上工行用在这上面的比例超过80%。主要用于两部分：一是消化历史上形成的各类财务损失，二是不良贷款核销。

　　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曾造成大量的虚增利润、或者说是虚盈实亏——仅挂账利息(已计作利润)在工行曾达700多亿元。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我国国民经济转型和改革稳定的成本向银行转移的因素，有财务会计制度的问题，也有银行自身经营粗放、管理水平不高、内控机制不健全的原因。

　　2000年以来，工行从拨备前利润中划出很大一块来消化历史包袱。目前工商银行的账面利润率、账面资本回报率与西方的大银行相比确有不可比因素，这是经济转轨中必然要付的成本。工行2002年、2003年拨备前利润可分别达到440亿元和510亿元，有望能核销得更多一些。经过几年努力，随着不良资产核销完毕，中国工商银行的利润就会像一座浮出水面的冰山——拨备前的大部分利润都体现为账面利润。而现在反映的账面利润仅仅是冰山一角。

　　《财经》：现在工行的不良资产到底有多少？

　　姜建清：目前工商银行贷款余额为2.9万亿元，按国际上通行的五级分类标准，到2002年年底不良资产的比例预计为25.7%，总额在7000亿元左右，面临的问题仍然艰巨。

　　但这并非不可解决。这7000亿元是从1.1万亿元的高位上降下来的——其中有国家剥离国有商业银行部分不良贷款的因素，也有工行自己核销的因素。还应注意的是，7000亿元不良贷款并不会完全形成损失，有很多还是可以收回的，如果按40%的损失率计算，则是2800亿元，只要工商银行的经营效益保持过去几年的稳健增长势头，国际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形势没有大的变化，未来五年我们的拨备前利润总计就可达到2800亿元，到2006年把不良资产比率降到10%以下，并彻底卸掉财务包袱。

　　《财经》：是什么支持你预期工行未来五年内拨备前利润总计达到2800亿元？

　　姜建清：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实行剔除各种虚收和应当摊计成本因素、充分体现真实性和谨慎性会计原则的“全封闭”效益考核办法，以查实潜亏、规范核算、控制成本、增收创利、消化包袱为主要内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0年全行开始实现拨备前利润的真正盈利。

　　目前，工商银行36个一级分行、直属分行中，账面和封闭口径都盈利的分行达15个，账面亏损、封闭盈利的分行有14个，账面、封闭双亏的分行只有七个，到2003年，工行基本能实现按封闭口径考核所有分行全部盈利。可以说，工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盈利基础。另外，工行还要通过完善效益考核机制、加强核算管理和成本控制、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各项业务发展，来进一步加快改善经营状况的总体进程。我们要依靠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推进业务和客户结构调整，建立多元化的增值型业务发展格局等措施，保证工商银行盈利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

　　《财经》：你刚才提到，工行2002年的拨备前利润可以达到440亿元，2003年将是510亿元。这一块应该包括了工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的数千亿不良资产每年仍向工行支付的利息，每年75亿元左右，实际给工行带来的利润还不止如此。但这样的利息显然很难持续支付。你对未来五年2800亿元的利润预期里，是否考虑了这一因素？

　　姜建清：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以发债和对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来完成收购工行4077亿元不良贷款的，工行同时动用了存款资金去购买华融的债券，这本身有资金成本。华融应给工行每年72亿元的债券利息，到2002年上半年开始支付。我们对此计算过，当时剥离的1000亿元是债转股企业，其中部分企业还是可以按时还息的，其余不良资产中也有一部分可以付息。总的来说如果不剥离，这块资产当年利息也可达到70亿元左右——当然趋势是递减的，因为确实是不好的资产。但到目前为止，从效益而言，我们没有占什么便宜。

　　《财经》：工行公布的1999年后新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非常低，是否客户群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新增贷款对象60%～70%还是国有企业的话，未来如何能保证这样低的不良贷款比率？

　　姜建清：1999年、2000年、2001年以来工行新增贷款不良率分别是0.69%、0.34%和0.19%。我们在2000年从总体上遏制住了不良贷款比率上升的势头，2001年实现了不良贷款绝对额和占比的“双下降”。按照五级分类方法统计的不良资产，从1999年6月到2002年年底，工行的不良资产率下降了22个百分点。

　　工行目前的贷款结构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每年2500亿元左右的新增贷款中，30%至40%投向个人消费领域，比如住房和汽车信贷等。第二，2000年以前还无足轻重的票据融资业务增长很快，已占工行新增贷款的20%强。工行票据营业部成立一年多来，吞吐票据2000多亿元，没有一笔不良资产。第三，近年来工行为国债项目提供的配套贷款较多，而这其中大多是风险很低的基建项目，特别是能源、交通和电信项目。

　　为了规范银行信贷行为，工行设立了许多指标。比如要控制一个地方的消费信贷，规定新增消费信贷不能超过新增贷款的0.5%，一旦到了0.6%，就会发出警告书，限期三个月解决；到了1%就出黄牌，也就是暂停业务、进行整顿；如果整顿还不行，就出红牌，停办这项业务。如果多项业务被出示了红牌，行长就要下岗。

　　再比如住房信贷，主要风险源在开发商贷款。工行这些年严格控制开发商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的比例。2000年的时候是1：2.5，也就是说放出1元钱的开发商贷款一定要放出2.5元的个人住房贷款，这个比例从去年提到1：4，可能将来还会扩大。这样的比例控制以前是没有过的——银行管理特别要注重细节。

　　《财经》：不良贷款的迅速下降是不是采取了一些“借新还旧”、展期等“常青树”的办法？

　　姜建清：现在看，工行借新还旧的现象已经被控制住了。借新还旧的贷款接近一半已经作为不良贷款来统计。不还贷款不会再给新的融资，现在对这方面的管理非常严格，除了对一些正常贷款进行展期，比如中石化、宝钢等优秀企业的贷款。借新还旧问题几年内就会消灭。

　　九年换骨“如果依靠工行自身化解历史欠账，提足所欠的拨备，并成为一家按国际标准衡量是比较优良的银行，总共需要的时间是八至九年”

　　《财经》：原则上讲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正式实施以后，国有商业银行不应该再承担政策性贷款，事实上工行是否已完全没有政策性贷款的压力？今天还会不会有人找你说情要求贷款？

　　姜建清：关于中国的政策性贷款，要看怎么定义。1995年《商业银行法》实施后，从法律上讲是不应该有政策性贷款了，但事实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特定的信贷对象、信贷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承受着政策性的要求。1999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从工行剥离了4077亿元不良贷款(均为1996年以前形成的不良贷款)。这应该说是个分界线——从那时起工行开始完善内部管理、降低不良资产，更重要的是，对1999年后的新增贷款真正按照商业银行原则进行经营和管理，除了老的国有企业存量贷款中还含有一些政策性因素外，新增贷款里已没有政策性贷款了。

　　《财经》：现在国有商业银行是按一逾两呆的要求提取拨备，也就是贷款总额的1%，工行每年的呆账准备金只有250亿元左右，工行什么时候可以按五级分类的要求去提取准备金？

　　姜建清：目前，我们已经对一些业务品种，如个人住房信贷业务和其他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等，按照五级分类标准计提了拨备。我们采取的是逐步推进的办法，如果对全部贷款按五级分类标准提取拨备，工行需要2000多亿元。如果国家没有一个进一步的综合整体改革方案给予帮助，完全靠我们自身的努力来解决，完成的时间要长一些。

　　工行目前的目标是通过五年的努力，初步解决所有财务包袱，将不良资产降到10%，达到世界中等银行的水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给我们创造了这一机会。接下来的目标才是补足资本金和提高拨备，这大概还需要三四年时间完成，随着不良资产的降低，拨备的差额也用不上2000亿元了。这样算来，如果依靠工行自身化解历史欠账，提足所欠的拨备，并成为一家按国际标准衡量是比较优良的银行，总共需要的时间是八至九年。

　　《财经》：你的判断和国际上的估计相比似乎要乐观一些。标准普尔公司曾经计算，在国家不注资，不进行新一轮的剥离不良贷款的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需要13到16年才能走出困境，前提是一切宏观变量没有大的变化。

　　姜建清：我是在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工行的改革作出的判断。当然前提是一样的，就是这期间国内外经济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的GDP保持7%～8%的年增长率。

　　前面提到工行2006年拨备前利润将达800多亿元，估计那时工行的总资产将是6万亿元左右，如按拨备前利润算，资产利润率(ROA)就是1.3%，这在全世界的银行里也是非常高的。当然到了2006年，这800亿元利润里也许还要拿700亿元来解决历史问题，账面利润只有100亿元，但所有人都知道这100亿元只是冰山一角，内行人都能看到下面还有一整座冰山。

　　《财经》：你刚才的意思是，靠内部增长消化，工行八至九年也能解决历史问题。你认为还有没有更快的解决办法？

　　姜建清：完全依靠自身努力从根本上改变经营面貌，使工行真正成为一个健康的银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预计是，到2006年不良资产下降到10%以内，消化全部财务包袱，使全行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基本好转。到2010年不良资产下降至3%～5%，风险拨备足额，各项经营管理指标达到国际银行业的中上水平。

　　工行在2001年和2002年都提前完成了减少不良资产的计划，但完成整个改革目标还需要数额巨大的拨备去核销不良资产和财务损失，2006年后还要花三到四年才能使工行的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达到国际标准。如果没有外部政策支持的话，提前一年都非常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财经》：你认为工商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姜建清：现在最大的风险是资产质量风险，不过今后金融“脱媒”(编者注：金融“脱媒”指在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资金媒介作用的下降。)和利率市场化给我们经营带来的困难和影响会更大些。资本市场的发展挤压着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空间，影响着客户结构、贷款质量和收益水平，而利率市场化趋势更导致银行净息差收窄，创利能力下降，经营风险增加。最严重的是两种风险交织在一起。因此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要稳妥进行，应该考虑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在基本解决了历史包袱、所有银行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以后再全面推行。当然，与此同时我也觉得国有银行改革必须有更加紧迫的时间表。

　　上市选择“具体到改革路径的话，我认为相比较于分拆而言，整体改制利大于弊。如果以省为单位拆分，那么就会出现有的银行非常好，有的银行可能马上就要破产，谁来承担损失呢？”

　　《财经》：在你看来，国有独资下的商业银行会不会造成法人治理结构的缺失？

　　姜建清：当国有银行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多元化后，就会有董事会，就不再是纯粹的国有独资企业。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产生的历史问题，不是没有董事会造成的，而是与中国经济结构、信用结构、国企改革和转型经济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日本所有的银行都有董事会，不也出了问题吗？你到日本去，他们不会告诉你问题出在法人治理结构。

　　我本人先后在四种类型的银行工作过，曾在法国巴黎国民银行与中方合资的上海巴黎国际银行中担任过董事长。即使是这样的银行，在早期，不良资产也比较高，我们当时花了很多努力才把不良资产降下来。我也做过上海银行行长，它的30%的股份是地方政府的，也有私人投资，一开始就有董事会，但也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不是有了董事会就可以变成一家完美的银行，它还需要内部控制和完善的管理。被工商银行收购的香港友联银行不良资产曾达33%，亏损5.4亿元港币，这是一家上市银行，有法人治理结构，有独立董事，过去是在香港市场招聘经理人，不也出现了问题？现在用的是我们自己选拔过去的行长，三年时间它的不良资产降到了2.4%左右，2002年盈利4亿多元港币。

　　我想说的是，我们承认必须要进行产权改革，但这不是最后目标。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机械地认为只要解决这一点就是全部了，银行改革就取得成功了。但其实在产权改革的同时，要同步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在内部控制、管理、技术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并不是解决了上市问题就一切OK了。

　　《财经》：如果通过上市，国家减持部分股权，能对法人治理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姜建清：转让部分股权只是第一步，将来可以随着市场逐渐减持，这就会对治理结构产生很大影响了。

　　我们更迫切需要研究的是，是把整个改革推到九年后完成，还是先投钱提前改革，通过上市在2006年就把钱拿回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上市时机的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资产随便卖掉呢？举例说，如果工行五年之后有6万亿元资产，按800亿元利润算，ROA(资产回报率)是1.3%，全世界很多大银行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能达到1%就算是好银行了。

　　《财经》：你认为工行改制上市的基本原则和条件是什么？

　　姜建清：根据银行改制上市的国际惯例，充分考虑国情行情，我们制订改制方案时会坚持这样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新框架的国际标准和国内银行上市的规范要求创造上市条件；二是保持国有产权控制权和整体上市。

　　银行改制上市除了需要进行产权结构、股权模式、组织模式以及法人治理结构等改革重组和大量复杂的技术处理外，其基本门槛是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五级分类后三项不良贷款率至少低于10%或应该低于5%，按照审慎会计原则提足风险拨备，拥有一定规模的净资产。因此，我们实施改制上市的基本前提条件是：降低不良贷款，消化财务包袱，增加净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拨备覆盖率。

　　《财经》：你如何看待以省为单位拆分工行的上市方案？

　　姜建清：我赞成工商银行整体改制上市，因为这种方式更具备成功的可能性。具体到改革路径的话，我认为相比较于分拆而言，整体改制利大于弊。如果以省为单位拆分，那么就会出现有的银行非常好，有的银行可能马上就要破产，谁来承担损失呢？现在因为是一个法人整体，所以还可以维持，可以靠盈利的行弥补亏损的行。如果真的变成若干个银行，有些地区的银行就要破产，破产后谁来花钱解决，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怎么办？另外，从国际经验来看，商业银行都是整体上市，没有从大银行中剥离一块优质资产先上市的先例。

　　《财经》：问题是工行整体改制是否能达到上市的条件？

　　姜建清：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达到上市的要求。这有一些硬性的标准，比如资本充足率要达到巴塞尔协议甚至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不良资产不能太高，即使是一位数，也得有对应的拨备覆盖剩余的不良资产；还要有很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会计标准、信息披露、管理团队、职工素质、科技水平、未来的市场潜力，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上市能否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能否有较好的市场价值。

　　按工行自我发展的进程来看，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满足上市条件是完全可能的。工商银行在业务发展和财务盈利方面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充分运用当前和未来的经营利润和改制收益来平衡综合改革必然要支付的成本是可行的。

　　作为一个经营者来说，一定要争取所有者权益最大化。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不断改善公司治理，增长利润，减少风险资产。真的改制上市时，一定要卖个好价钱。我相信工行上市会引起全世界投资者的注目——他们比我们更会算账。

　　《财经》：您觉得工行缺的是改制成本，还是法人治理结构需要改善呢？

　　姜建清：这两点应该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在上市的时候引入战略投资者，而不是在上市之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现在人们提到法人治理结构就会较多地讲到产权明晰，随着改革深化，产权制度一定会改的。在此之前，我们想把内部公司治理搞好。

　　《财经》：如果要加快工行改革步伐的话，你认为工行需要政府的何种支持？

　　姜建清：目前中国的银行盈利能力很强，世界各地所有银行界的同行都十分惊叹。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必须加速发展，我觉得如果推迟改革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些影响虽不至于让商业银行有非常大的变化，但考虑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中国的商业银行应该尽快达到在国外去开设分行的要求，不使金融开放变成单向的开放，同时也不能一再延迟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必须有更加紧迫的时间表。

　　《财经》：在激励与约束机制上，工行目前采用了什么样的做法？

　　姜建清：工行搞了一套不按行政级别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实行了一年多。按理说，一级分行行长过去是正局级干部，二级分行行长是正处级干部，但在工行管理层拉了11个等级，所有的工资待遇都反应在等级里面，同样是一级分行行长可以拉五个层次，二级分行行长拉四个层次，其中有两个等级的二级分行行长收入会超过一级分行行长。这是为了淡化行政级别所作的努力。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储蓄柜员收入并不低。问题是基层和管理层的收入差距太小。我想将来逐步会有所改善。

　　其他“如果天天担心的话，那我肯定要短命的”

　　《财经》：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的行长，你是否每天晚上能够睡得安稳，你是否相信分行、支行行长们都能够真的忠诚于工行？你是否担心过象中行开平案有朝一日也会在工行发生？

　　姜建清：如果天天担心的话，那我肯定要短命的。

　　不过，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个巨大体系，有几万个分支行。在科技、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授权进行管理，这存在“代理人”风险。光靠道德教育和出了问题要负什么法律责任的威吓是不够的，出了问题要是跑了怎么办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弊病。最早我们靠笔、算盘在记账，后来是小型机、中型机、大型机，从按省集中到按全国集中，我们十几年走完了比别人快得多的历程。

　　工商银行的联行系统问题三年前就解决了，到2002年已经完成了全国联网，已经建立起了全国的信息系统。现在全部是实时的，动账就要动钱，联行资金的所有往来总行都能够看到。值得庆幸的是，在打造联行系统的三年里，工行没有出过一个案子。

　　《财经》：技术虽然能够解决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但恐怕解决不了根本的东西。比如工行分行的利益如何能和总行保持一致？很显而易见的一个利益动机就是：地方政府还是会与地方分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分行的行长由总行任命管理，但他以后还是有可能将来到当地其他部门谋职。

　　姜建清：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考核目标。质量和利润是最主要的目标，我们渐渐淡化其他目标，包括存款目标，而要把目标清晰化、单一化，把商业效益作为最重要的考核目标。在监管方面还有很多其他小的目标，特别是质量方面每个业务都有具体的目标在考量他，看他有什么异动，一有异动马上就要检查。在这样的内部监管下，我觉得很多人不敢乱来。当然我们也会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适当地拉开收入的差距，使他不想乱来。-

　　附件一、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

　　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在上海进入银行业

　　1984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后分别获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3年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

　　1995年任上海城市合作银行行长

　　1997年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

　　1999年7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00年2月任党委书记、行长职务

　　附件二、工行大账单

　　说明：行长姜建清认为，工行从2002年到2006年的五年间将共计盈利2800亿元，而他面对的是下面的缺口与欠账。下面这些缺口与欠账只按2002年度的口径计算，尚未考虑2002年至2006年间可能出现的新增不良资产以及总资产规模扩大后需相应增加资本金的因素。

　　不良资产缺口

　　2002年底贷款余额为29000亿元，不良资产按25%计则为7250亿元，按40%损失率(贷款五级分类制所要求对不良资产提取拨备的平均比例)计算应计提拨备7250×40%=2900亿元；

　　资本金缺口

　　中国工商银行2001年底的资本充足率为5.76%，实收资本1600亿元，所有者权益1900亿元。2002年底资产总额已增至46000亿元，即使以资本充足率8%简单粗估，资本金缺口约为1500-2000亿元。

　　历史财务包袱

　　这部分主要是过去虚增利润造成的缺口，总额约700亿元，经近年化解还剩400亿元。

　　(上述数字来自工商银行公开资料及姜建清接受采访时所披露资料)